2012-07-07
我們的價值

  台灣智庫和一般國內外智庫最大的區隔,在於台灣智庫並非某一特定知識領域的研究機構(例如經濟研究院),也非特定議題的非營利性組織(NGO),我們定位為一個關注廣泛公共議題的政策平台,以建構正常化國家、落實自由民主及追求幸福社會為核心價值,匯聚具有共同理念的人士,一起在這個平台上勾勒與實踐國家社會的發展願景。這些核心價值是我們的出發點與行動的準繩,也是我們用來檢視公共政策品質與效果的基本架構。

三大核心價值:

一、國家主體性

  無論國內外的政治權力如何遞嬗與演變,台灣智庫的成員與夥伴一路走來,始終將台灣主體性擺在第一位,我們主張唯有在確保國家主體性安全無虞之下,生活在這塊土地之上的人民,方有安居樂業、生活幸福的可能性。然而,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而言,很理所當然的國家主體性,因台灣複雜的歷史與地緣政治經濟的關係,顯得異常脆弱。2008年以來的發展,更是淪為執政當局用來換取少數財團經濟利益的籌碼。而具有深遠意義的社會經濟發展,被狹隘地操弄成GDP數字的成長,造成目前國內種種不利的失衡發展。顯見政治民主化不等同於落實國家主體性,也不等同於實踐公民社會。
  從長遠的歷史觀來看,台灣尚處於新興民主化的階段,公民社會的建立尚待時間淬鍊,而歷史與地緣因素更加深了確立台灣主體性與國家認同的困難。如此惡劣的環境,益發凸顯台灣智庫以確保國家主體性為一切根本的重要性。
  目前中國的北京政權,對台灣主體性懷抱強烈敵意,但是面對兩岸日益加深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台灣智庫主張在對等、尊嚴與安全的三大條件前提下,與中國交流,應予正常化對待。

二、參與式民主(審議民主)

  台灣的民主政治一路走來,篳路藍縷。無數民主前輩前仆後繼地投入反抗威權體制,方才逐步擴大公民參政權。在90年代 李登輝前總統的主政下,終於畢其功於一役,達成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但是民主絕對不等同於投票箱與開票結果,在代議政治的制度設計下,政治參與往往只反映一小群政治人物的偏好,淪為不同利益代理人競爭、交易與權力角逐的搏鬥場。換言之,代議政治時常讓民主喪失其真義。況且,在台灣今天惡質的媒體環境與嚴重分裂的社會脈絡之下,要維持優良的民主品質更屬不易。我們屢屢見到當權者,動輒將重大爭議政策,訴諸多數決暴力,而罔顧尋求建立社會共識。這些行徑不僅傷害民主的真諦,也讓社會更加分歧裂解。

  此外,台灣現行民主的另一大問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經常被少數學者專家與資深官僚所主導;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溝通需求,動輒被冠以民粹之污名。顯然現今台灣民主已然發展成「多數決暴力 vs. 社會共識」與「專家政治 vs. 民粹主義」的多重對立結構。我們認為唯有建立參與式民主,方能有效化解這些政治對立的不利結構。

  從舉辦社區公民會議到全國性審慎思辨民調,我們發現各種不同的公民參與形式,均能夠提高參與者對議題的認知及公共參與的動機,所以唯有積極發展參與式民主,才能有效建立多元社會的政治正當性。唯有透過此一方式,方能有效調解差異、產生合理意見與政策,最終促成社會共識的形成。否則,我們將難以掙脫當前的民主困境。

三、重視均衡發展與經濟安全的國民經濟

  自1990年代中期,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明顯困境,國人普遍感受到:工作難找,薪資不漲,房價狂飆,貧富差距擴大,環境生態惡化。許多人產生嚴重的「被剝奪感」,年輕世代對於未來感到徬徨無助,以致不敢生養,進而導致國內人口結構快速老年化與少子女化。我們認為當前種種弊端叢生的社會經濟問題其實反映了長久以來台灣內部的失衡發展模式:重資本,輕勞動;重出口,輕內需;重工業,輕農業;重產值,不重價值;重GDP,不重工作機會;重經濟成長,不重分配正義等。此失衡狀態之所以遲遲無法改善,乃因舉國上下依舊沉迷在過去代工出口的成功經驗當中。最近這二十年來國際政經環境已然丕變,我們必須勇敢揮別過去,才能重新找回發展動能與國家驕傲。

  我們認為:要使台灣經濟脫胎換骨的一大關鍵,就是經濟政策思維必須以「均衡發展」與「經濟安全」為核心。在均衡發展方面,我們主張公共政策與資源分配,應該重視: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收入戶、勞工權益與工作安全、內需產業與在地經濟、農業與鄉村、人文教育與科學研究、生態環境與國土安全、文化與古蹟保存。在經濟安全方面,我們認為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在於增進一個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為達此目的,須建立自主的經貿體系以及維持技術優勢。過去這些「均衡發展」與「經濟安全」的重要性,被錯誤的經濟思維所忽略。如今我們必須導正錯誤,以全局性的觀點,平等對待社會每一個構成體,才能幫助台灣經濟邁向技術生根、創新驅動與就業導向的永續成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