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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時代台灣青年就業的未來(影片:北社批ECFA 失業率雪上加霜)

  329青年節前夕,主計處公布二月份失業數字,整體失業率創歷史新高,達5.75%,其中15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更高達14.56%,著實令人憂心。許多人都在問,到底這波失業潮是因經濟衰退而產生的循環性失業,還是因經濟結構改變而衍生的結構性失業。答案其實是兩者皆有,也就是目前台灣勞動市場的確面臨因出口衰退而導致的暫時性失業,但更重要的,我們也注意到有某些勞動族群則面臨了更嚴峻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其中包括了青年就業族群。

  從統計數據來看,近幾年台灣青年失業率並沒有隨著經濟景氣的好轉而有所下降。(參見圖一)顯示台灣近年來青年失業問題已非因經濟成長暫時停滯而產生的短期「循環性失業」,而是結構性失業問題。

兩岸經貿往來過密是造成台灣青年結構性失業的主因

  依學理,造成結構性失業的原因,包括生產技術升級、產業外移、經濟結構改變等,使勞動者的技能失去市場所需,造成許多失業者雖經長期尋職,仍無法以原有知識、專長在勞動市場找到工作。簡單歸納來看,結構性失業涉及勞動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的問題。

圖一:1998~2008年台灣GDP成長率與青年失業率

  造成台灣青年就業出現結構性失業的供給面問題,包括學用落差、就業力不足等,過去筆者在擔任青輔會主委時期曾協調教育部、勞委會,力推「青年就業促進方案」,方案內容包括青年職場體驗計畫、教育部門提升就業力、長期失業青少年輔導方案等,有效提升青年就業力,減少學用落差的情況,因此在筆者2004年5月至2008年2月任青輔會主委任內,青年失業率從11點多%下降到10%左右。但遺憾的是,青年失業率仍維持在兩位數;依筆者多年與青年接觸的經驗,我們發現台灣青年非常具有創意和想法,人才素質相當優秀,因此我們據以判斷,造成青年結構性失業的最大、同時也是根本性的原因,不在勞動市場的勞動供給品質問題,而是在需求端出現變化,甚至某些產業出現結構改變或人力需求萎縮的情況;而勞動市場需求端的變化,也就是產業面的問題,與近幾年台灣與中國經貿往來快速擴大有關。

  這樣的論斷並非我們要主張完全切斷與中國的經貿往來,而是主張台灣應在建立經濟自主性的戰略高度下,根據我方資源稟賦的優劣,以及長遠的產業發展規劃,來訂出對台灣有利之兩岸經貿往來的短、中、長期戰略。

  從客觀數據上來看,我們承認,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對中國投資的幅度和速度都有所加速,當時政府雖提出一些「積極管理」的對策,但顯然未能有效協助國內企業轉變「以中國為主體」的舊全球化策略;據此,對中投資比重日益攀高的結果,乃使台灣經貿日益依賴中國、中低技術勞工及青年也出現結構性失業的問題。   這個道理就是經濟學中的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也就是當兩國極密切往來時,兩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將會拉得更接近。近幾年我們因與中國經貿密切往來的結果,由於中國的工資較低,因此台灣不但工資水準被他們拉下去,甚至某些勞動族群也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

  從實際數字來看,更能了解其中的道理。19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勞動薪資與整體經濟、出口同步成長,但1990年代以後,薪資所得成長卻遠遠落後於整體經濟與出口成長。其原因正由於1990年代之後台商大量赴中國投資,而以中國勞工取代台灣勞工的跨國勞動替代結果,乃導致台灣製造業及服務業薪資所得成長趨緩,甚至停滯。

  另外,我們再以可反映勞動市場供需狀況的「求供比」及「對中投資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這兩個數字來作分析。所謂「求供比」或「求供倍數」,是指平均每位求職者有多少個的工作機會,其計算方式為「求供倍數=求才人數÷求職人數」;因此,求供倍數越高,表示求職者有較多工作機會。 從1990年代開始,「求供比」幾乎與「我國對中國投資比重」呈現反向關係,也就是對中國投資逐年增多,求供比卻逐年減少。(參見圖二)換言之,當我國對中國投資逐年增多的同時,平均每位求職者擁有的工作機會卻逐漸減少。在這一波失業潮中,台灣失業率高居亞洲國家之冠(台灣5.75%、香港5.0%、日本4.1%、韓國3.5%、新加坡2.6%),許多國際研究機構已指出,這是因為台灣已經過度依賴中國所導致。

  雖然民進黨執政時期,推動知識經濟、新興服務業、文化創意、休閒農業等重要新興產業的發展,因此尚能確保平均每位求職者擁有一個以上的工作機會,但整體來說,還是難以抵擋被中國拉平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量,國內整體勞動市場還是有一部分的人存在長期失業的問題。

圖二:1992~2008年「求供比」及「對中國投資占GDP比重」

  如今,在近幾年青年結構性失業問題稍有緩和之際,卻又面臨馬政府上台後誤診台灣經濟問題,在第一時間錯失先機,未能對症下藥,間接助長失業潮的蔓延。例如馬政府上台後拼命推動的愛台十二建設實屬緩不濟急,且無法有效吸收出口部門的失業人口;三挺政策也是先挺企業而非挺勞工,政府說發放消費券可有促進就業的效果,但從一月至二月失業持續上升的情況來看,顯示馬政府這些政策都是無效的。

馬政府對台灣經濟問題的誤診

  醫生替病人治療,得先了解病人的病史、身體狀況等,才能開出不會使病人身體出現排斥等副作用的藥方;同樣的,要處理台灣經濟問題,政府應當要先釐清我們的經濟發展目標、產業政策是什麼,才能作出適切的經濟戰略和政策規劃。然而,在馬政府上任後,不斷有各產學界人士呼籲馬政府應提出完整的產業政策規劃,告訴我們產業要往哪個方向發展,包括中國籍的瑞士信貸亞洲首席投資分析師陶冬也曾對馬政府提出警語:「開放中資、陸客來台、直航等兩岸商機並非提振台灣經濟的全部答案,如果馬政府勾勒不出台灣經濟轉型的樣貌,台灣人民的苦日子可能會走不完」,但馬政府似乎充耳不聞。就在直航、陸客來台觀光、發放消費券、推動公共工程等擴大內需、兩岸開放政策一一失靈的時候,馬政府終於在二月時宣布將於三個月內提出完整產業政策。

  然而,就在國人認為亡羊補牢猶未晚之際,馬政府卻又不顧社會反對,而堅持力推與中國簽訂ECFA/CECA。在政府尚未提出完整的產業政策時,就急著要與中國簽ECFA/CECA,這就如同醫生完全不顧病人體質、病史,而要直接替病人開藥方一樣荒謬。以青年失業為例,我們在前文已分析台灣青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雖然在民進黨政府的努力下,已稍有緩和,但整體仍受兩岸經貿往來甚深而難以扭轉。馬政府應認清此一客觀的實存情況,而切勿再以意識型態,執拗地要推進兩岸加大開放之進程。否則,更加大、加速對中開放的結果,不僅無法解決青年失業的問題,甚至將使未來青年就業長期陷入「低就業、低工資、低成就」等三低時代的泥淖之中。

具台灣自主性的經濟戰略

  我們應從台灣在地需求及長遠利益出發,反思台灣該有的自主性經濟戰略,如此才能給台灣青年有一個可長可久且有更大發展空間的未來。 在產業政策上,政府應以新的產業思維替代以降低成本為主的東亞製造出口成長模式,逐步揚棄長期追逐廉價勞動力而居的低階代工型態產業,而將國家經濟發展重心投注在對外能輸出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以及對內能改善生活品質的內需型產業;前者例如綠能技術、新興服務業、文化產業、觀光、健康醫療等,後者則包括以生活品質、社福醫療、文教、綠生活與智慧生活等為導向的產業。

  在國際經貿合作的策略上,我們提出「先先進,後後進」的核心策略主張,也就是「先美日、後中國」的國際經貿合作戰略:先致力於和美、日等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以提升我國的技術與創新能力,並達成真正的國際布局。待完成「先先進」的策略布局後,我們自然可以從經濟自主定位來處理對中經貿議題,而無需像馬政府為了處理對中經貿而造成台灣對中依賴、流失主權,甚而賠掉大部分年輕人未來等全盤皆輸的慘況。

  政黨執政任期四年,若做得不好,人民可以透過選票制裁讓它下台,但年輕人還有四、五十年的未來,許多依賴路徑一旦形成,要再調整將非常不易。如果國家領導人沒有跨越時代的前瞻思維,要如何引領年輕人迎向未來?當政府失能甚至走錯方向時,年輕人更要清楚而正確地認知未來長遠的發展方向。年輕人要有未來,必須勇於擺脫對中國依賴,進而發展自主實力,迎向全球。 (作者為台灣智庫執行長、前青輔會主委)

2009-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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