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字型:  | 友善列印 | 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lurk Funp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從野百合到野草莓

  1990年3月16日到22日,數千名大學生靜坐在他們稱為中正廟的中正紀念堂廣場。他們的四項訴求是: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及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這場運動史稱野百合學運,或者三月學運。 野百合的熱血學生並沒有走在社會前面,但是他們確實在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時刻,在人民累積了長久的憤怒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尤其是迫使執政黨廢除臨時條款和推動國會全面改選。此後,台灣逐漸廢除各項戒嚴時期法令,確實邁向民主化了。

  然而,新興民主國家雖然建立起普選制度,但卻出現強人政治,或者打壓異議份子、限縮人權的行為,換言之,這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第二階段的挑戰,亦即在建立基本形式民主的架構後,能否進一步建立對公民權利的完整保障。過去十年,台灣雖然大體上完成形式上的民主化,但政府也不時有侵犯人權的事宜。然而,沒有比這次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政府所採取的維安措施更令人感到威權的陰影。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這次野草莓學運的歷史意義。野草莓學運提出三項訴求:一、總統與行政院長道歉;二、國安局長與警政署長下台;三、修改集會遊行法。這些訴求的確是民主鞏固時期的重要工程,是民主架構建立之後,深化人權保障的關鍵工作。

  首先,修改集會遊行法是因為憲法明文保障人民有集會、遊行的自由,而這部法令對人民集會遊行權利多所限制,明顯是過時、甚至違憲。再者,要求總統和行政院長道歉,以及警政署長和國安局長下台的訴求,是涉及到這個國家對於人權的觀念,以及如何謹慎行使其所掌握的制度性暴力。 十八年前,野百合學運促成了台灣民主化大門的開啟;十八年後,當台灣經過兩次輪替,自以為早已是民主國家時,我們卻發現,民主的實踐還有漫長的工程。新世代的學生再次來到這個如今號稱自由的廣場,來提醒掌握國家機器的執政黨:在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的平衡中,不可以讓前者侵犯後者。這是民主的真諦。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台灣智庫諮詢委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200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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