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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俊偉 字型:  | 友善列印 | 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lurk Funp
美國全球優勢不減 考驗東亞新勢力崛起

  當前台灣各界對於全球化相關議題十分關注,包括入世可能的衝擊、區域合作的必要性、乃至於培養本國競爭力,從問題的理解到策略的研擬,都受到熱烈的討論,可見得台灣確實感受到全球化所帶來迫切的機會與挑戰。然而,世界並非全然翻新,許多存在已久的重要議題與環境,仍然我們在前瞻全球化的同時,必須加以重視與思考的。比如,美國與中國向來是台灣兩大重要貿易伙伴,同時也是影響台灣外在政經環境的最大因素,因此對於美中之間的互動與調整必定對台灣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是故,關注美中經貿的互動與爭辯,絕對是台灣在如何理解自身所處之全球市場,尤其是令人充滿期待的大型開發中國家,在全球經貿所扮演之真正角色,進而研擬全球布局對策時,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美中經貿 從正常化到爭議化

  美中經貿關係的正常化可追溯至1970年代美國對共產國家陣營的戰略調整。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之後,雙方開啟了恢復雙邊經貿往來的序幕。相應於此對外戰略的調整,美國遂於1974年制定「傑克森—范尼克貿易法」(Jackson-Vanik Trade Act),規定給予共產國家的貿易最惠國待遇(MFN)每年須由美國行政部門向國會提出,由國會審查並表決是否予以批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開展,美中雙方的經貿往來日益活絡,但卻也逐漸產生相關的經貿爭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使得美國在處理美中貿易最惠國待遇時,採取與人權議題掛鈎的方式來處理。1994年,美國政府才決定將美中貿易議題與人權問題脫鈎。 1999年後,美中經貿關係的發展開始進入了「正常化」時期。1999年十一月,美中兩國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議題達成協議。2000年九月美國國會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至此,美中雙邊的經貿往來便日益擴大。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更掀起另一波周邊亞洲國家投資中國的熱潮,以致這些國家出現對美貿易移轉至中國的現象,如我國海外生產比重日益增高的情況。這些外來投資利用中國低生產成本的優勢,大幅擴張其出口動能,對美國的貿易逆差也逐年攀高,產生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引發美國政府質疑中國藉由各種手段,包括操縱人民幣匯率等來擴大對美國出口的不公平貿易情況。由此,今年2月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公佈了一份《美中貿易關係:進入更大責任和執行的新階段》(U.S.-China Trade Relations: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Greater Accountability and Enforcement)的報告,該報告提出美國將重新調整對華貿易政策,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以確保中國遵循全球貿易規範。 1990年代早期,美中雙方經貿往來的規模並不大,因此,雖然美中雙方存在紡織品貿易、知識產權、市場准入等經貿爭議,但美方並未就此排上主要的政策議程而提出重大的因應對策,甚至,在1992年時雙方很快就上述三個議題達成了諒解備忘錄。 但隨著近年美中經貿往來日益頻繁,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迭創新高。目前美中雙方對美中鉅額貿易逆差的成因存有不同認知,而這也影響了雙方處理此一議題的政策手法。 美國認為美中貿易的大幅逆差是中國利用不公平的貿易手法所造成,包括中國的匯率政策;而中國卻認為,全球化跨國企業的作用、其他東亞國家的貿易轉移、美國國內的不當政策等才是促成美中貿易大幅逆差的主因,換言之,中國認為美中貿易逆差的主因並非如美國所指控之中國不公平的政策作為,而反而是其他外部因素使然。正是這兩種相異的觀點,主導了近期美中經貿衝突的論述。 其實,美中雙方對鉅額貿易逆差成因的理解都各說對了一半。美中今日鉅額的貿易逆差有其內外交錯的複雜成因,而必須放回到整體「亞太資本積累體系」(Asia-Pacific capital accumulation system)之中來理解。

東亞順差回流美國的亞太體系

  這個跨越太平洋兩岸的「亞太資本積累體系」的運作模式是:美國屬於消費導向的經濟體(消費占GDP比重達七成以上),其運用各項政策工具擴大消費市場以刺激國內經濟成長,進而產生大量進口需求;此時,東亞各國採取鎖定美國市場的出口導向政策,其所賺取的美元外匯存底,以購買公債等投資形式重新流入美國,這些海外資金彌補了其巨額經常帳逆差並支持了其消費導向經濟體的運作;同時,東亞各國也透過此一國際資本積累循環,加速其產業發展、升級,建構國內的資本形成。 「亞太資本積累體系」的形成始於二次大戰後,這個體系過去的主要參與者包括美、日、四小龍等國,待1990年代美中經貿關係正常化之後,中國也開始加入了這個「亞太資本積累體系」。就中國參與「亞太資本積累體系」的過程來看,1994年和1999年是兩個重要的關鍵期。1994年中國政府決定將人民幣貶值33%,使得中國對美國出口相較於其他東亞國家更具備出口競爭力,而使中國製產品在1990年代末期後逐漸取代其他東亞國家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地位。1999年美中經貿關係的「正常化」,更開啟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全新契機。自此,中國依恃其強大的出口動能而逐漸在既有的「亞太資本積累體系」上扮演一重要角色。中國在「亞太資本積累體系」內地位躍升的結果,使得該體系既有的秩序開始鬆解,東亞各國在該體系中的結構地位也因而產生重組。繼而,在缺乏協調和合作的機制下,東亞各國又再度同樣以壓低本國匯率的方式企圖維持其出口競爭力。東亞各國貨幣競貶的結果,最終埋下1997、98兩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因子。 整體而言,缺乏彼此之間合作機制的東亞國家,在「亞太資本積累體系」中是處於結構弱勢的。這些偏好以低匯率來維持對美國的出口競爭優勢的東亞國家,除了須忍受「美國消費,東亞各國買單」的美元霸權之外,還須面對美國因貿易逆差升高而引發的不滿。過去美國不滿的對象是日本、亞洲四小龍,而要求其放寬對匯率的干預而使其貨幣升值;今日則以相同的手法要求中國放寬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 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在「亞太資本積累體系」中處於相對於美國的結構弱勢地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採取的資本積累模式是,積極參與包括亞太資本積累體系在內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扶持國內資本積累體系的發展,而這是發展中國家在七○年代以來所普遍採取的經濟發展模式。和過去東亞國家的模式類似,目前美中之間的經濟運作模式為:中國出口所賺取的美元外匯,以購買公債等投資形式重新流入美國,而彌補了美國的巨額經常帳逆差並支持了其消費導向的經濟體運作。透過各種貿易、投資的關係,生產導向的中國與消費導向的美國之間形成了互補關係。

中國榮景背後的美國優勢

  然而「互補」卻非代表著「互賴」,在「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下,雖然為中國帶動了國內資本積累體系,但也使中國受制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模式,即大幅依賴美國、歐盟等海外市場來驅動國內經濟發展,使得中國處在相對劣勢的結構性地位。 試從以下幾點來檢視中國經濟成長中的「世界因素」和「美國因素」。首先,依中國官方的統計,近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佔GDP比重已超過70%,顯示中國目前已是一個高度依賴世界市場來維持內部增長的經濟體,「世界因素」可謂影響目前中國經濟表現的關鍵。 第二,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去年中國整體貿易順差為1608億美元,較2004年成長134%。對美國貿易順差部份,美國公佈的數字是2016億美元且超過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的四分之一,中國官方數字則是1147.7億美元,比美國公佈的數字少了768.3億美元;一般認為此差異乃肇因於美中兩國統計方法不同而產生。如按中國官方數字,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佔中國整體外貿順差的71.3%;如按美國官方數字計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更超過其整體貿易順差額408億美元。不管從哪一方的統計數字來看,2005年中國的主要順差來源是美國。按中國的統計數字,2005年扣除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中國整體的貿易順差將縮小至460.3億美元。 第三,2004至2005年,中國GDP約成長了3561億美元,成長速度為9.9%。同時期如按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中國對美國貿易淨出口增加了345.01億美元,我們以此推估2005年中國對美貿易為其整體GDP的成長貢獻了9.68%,而對其GDP 9.9%的成長速度貢獻了0.95%: 對美貿易對中國GDP成長的貢獻度=(345.01/3561)=9.68% 對美貿易對中國GDP成長率的貢獻度=(345.01/3561)× 9.9%=0.95% 這些都顯示,在今日的美中經貿關係中,中國對美國存在著高度的貿易依賴關係。因此當美國消費需求下降或祭出貿易壁壘或制裁手段時,將造成中國出口的大幅衰退,這對其外貿占GDP七成以上的經濟運作模式將形成重大打擊,進而嚴重危害其整體經濟表現。

中國極力催生亞洲體系

  中國目前需要的是穩定發展,需要大規模的製造業生產,大規模增長,以滿足廣大的勞動力,維持就業率,以穩定整體社會發展。換言之,中國需要美國及世界市場來維持其社會經濟體系的運作與穩定。 緣此,美國可以採取懲罰性的貿易政策要求中國進行貨幣政策改革,礙於國內經濟體質不良,而中國只能以各種政策(例如加徵出口稅、自願出口限制等)說服美國放棄採行報復手段。中國在「亞太資本積累體系」內的實質地位顯然是弱勢的。 對於身處「亞太資本積累體系」內部的弱勢結構地位,中國顯然是有所意識的。早在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時,中國即意識到到中國依賴外部市場來驅動經濟成長的脆弱性與不穩定性,自此,中國即開始調整其內外的政經發展策略。對內,嘗試進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即從「外向發展模式」轉換為「內向與外向並重的發展模式」,以擴張國內內需市場來分散整體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市場的風險。對外,大力倡建另一個國際資本積累系統─「亞洲區域型資本積累模式」,簡稱「亞洲資本積累體系」(Asia Capital Accumulation System);具體作法包括倡議建立「東協加中國」(十加一)、「東協加中、日、韓」(十加三)及「東亞共同體」等。其實,過去也有倡議由日本主導的東亞經濟論壇(EAEC)等類似的主張,這些都是東亞各國思索建立亞洲自身的資本積累模式來擺脫過度依賴美國市場之政經結構困境的作法。 然而,中國上述內外政經發展戰略的調整仍存在一些嚴峻的挑戰。對內經濟發展模式調整的挑戰上,雖然近兩年中國內需市場已有增長,但外貿占總體GDP比重卻逐年攀高,自2004年來即已超過七成;同時,中國內部存在嚴重的地區主義問題,也嚴重地限縮了其內需市場的經濟規模,這對中國發展戰略的轉型無異形成極大的挑戰。 對外發展戰略的調整上,中國高舉「和平崛起」之大國論述的大旗,西向尋求與俄羅斯、印度、東南亞的經濟合作,企圖建立起以其為核心的「亞洲資本積累體系」,進而和「亞太資本積累體系」產生合作及聯結。但據歷史經驗顯示,發展中國家彼此結合所形成的經濟合作通常無法成為運作自如的資本積累循環體系,因此,中國欲建立並主導一完整的「亞洲資本積累體系」,仍需藉助區域中已開發國家—日本的力量。惟日本希望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尋求世界政治地位的提升,與美日安保聯盟的再強化,顯示了日本與中國在亞洲主導權上的矛盾性;這些都使得亞洲資本積累體系的建立充滿變數。 在「亞洲資本積累體系」及中國自身經濟成長模式未形成與調整之前,中國對美國的經貿關係仍舊處於相對弱勢的政經結構之中。由於這項政經結構弱勢,中國並無多少籌碼與美國展開貿易大戰。反之,近期之內中國對美中經貿爭議的處理,一方面須在政策上作讓步,包括一些平衡雙邊貿易逆差的做法,如仿效過去東亞國家組對美經貿採購團的作法;另一方面也須投注大批經費及心力在對美遊說上,如聯合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或相關經濟學者向美國發聲,以「『全球化』、『跨國企業』、『東亞的貿易轉移』、『美國國內政策的失當』等才是造成美中貿易逆差的主因」之論述,來遊說美國政府放棄任何可能對中國不利的經貿制裁措施。

200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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