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博志 字型:  | 友善列印 | 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lurk Funp
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的政策運用

  經濟學家常講市場力量,有時候把市場力量說成像是個很神祕複雜的力量。不過市場力量實際上相當單純,複雜的是許多市場力量的相互影響。市場上很基本的力量,就是人們要把各種東西由便宜的地方賣到貴的地方,或改變成貴一點的形式,以獲得利益。因此市場的價格會趨於相等。各地實際上的價格之所以不一定相等,乃是因為實際上存在著運費和其他的各種買賣的障礙。這些障礙愈高,兩地間即愈可能有較高的差價。

  六十多年前Paul Samuelson在一些國際貿易理論慣用的假設下,進一步說明若各地的生產技術相同,而且生產同樣的東西,則使不同地方價格趨於一致的市場力量,也會使不同地方同一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趨於相等。換言之,若沒有任何貿易障礙,國際貿易可能使兩個不同國家的工資變成一樣。即使有些貿易障礙,國際貿易也可以使兩國的工資變成更接近。Robert Mundell也進一步說明,既使沒有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也可以有同樣的效果。

  這個看起來相當單純而合理的學術推論,幾十年來並沒有受到實務界很高的重視,但它其實不僅是幾十年來台灣和其他三小龍經濟發展的主要來源,也是未來世界經濟演變的主要決定因素。這個理論相當直接建立在基本的市場力量上,事實和它的簡化假設間的各種差異,大多只能改變要素價格趨於相等的程度,而無法改變趨於相等的趨勢或方向。負責經濟決策或討論經濟決策的人不可忽略這項重要的理論及市場力量。

  我國在一九五0年代之後開始走向出口擴張的政策,結果不僅所得成長很快,全國的所得分配也變得更平均。造成這種「均富」的經濟發展之原因很多,很多人也把功勞攬到自己或他的長官身上,但老實說,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或它所代表的市場力量才是最大的功臣。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先進國家在GATT的推動下,大幅降低關稅及開放市場,但幾乎所有開發中國家都不願和先進國家有太密切的合作,而採取閉關自守或進口替代的政策。但我國進口替代的政策到了一九五八年之前已造成生產過剩而失業增加的現象,但我們又仍有許多物資及自己不會生產的東西要靠進口供應,我們自己卻沒有足夠的外匯來進口,而幫我們補充不足之外匯的美援又將在一九六0年之後停止。我們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摸著石頭過河,除去了一些讓產品不易出口的政策障礙,而讓企業可藉出口產品來賺錢並擴大生產。這樣的轉變,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的力量發揮出來。

  由於當時我國的工資遠低於先進國家,因此我們能做的產品特別是勞力密集產品的成本遠低於先進國家,企業家很自然地就努力生產這些產品出口。而由於我們的售價遠低於先進國家自己生產的成本,因此我們生產愈多,先進國家就向我們買愈多,並使我們的就業和生產增加。這樣的過程進行到一九六七年左右,我國出口的這些產品先國家自己仍有不少生產,價格也仍高於我國的生產成本很多,因此許多廠商仍然擴大投資和生產,但我國已幾乎沒有剩餘的勞工。於是廠商開始提高工資來從其他廠商挖角,我國的工資水準開始向先進國家的工資移動,也就是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開始作用。而只要我國工資仍低於先進國家很多,這個力量就會繼續發揮而使我國工資繼續上漲。

  對我國或四小龍來說,當時很幸運的一件事是其他開發中國家都不太願和先進國家合作,而四小龍只有三、四千萬人口,先進國家卻有七億人口,四小龍好像面對一個無窮大的市場,以致在四小龍沒有剩餘勞工之後,先進國家自己也仍在生產不少類似的東西。這也就是先進國家和四小龍的生產並未專業化,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才能發揮作用而使我國的工資一直上升並造成均富的發展。我們甚至可說,當時其他國家不加入國際競爭的決定,乃是我國和四小龍能快速發展而所得分配又平均化的最大功臣。由於共產名義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不加入競爭,我們當時面對的世界經濟主要是由先進國家和四小龍,也就是七億高所得及三、四千萬低所得的人民組成,低所得人口的比例甚低,整體平均的工資遠高於四小龍而接近先進國家的工資,因此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主要是把四小龍的工資往上拉,造成四小龍快速且所得分配平均化的發展。這是東亞經濟奇蹟背後主要的力量和學理。誠如以前的經濟部次長及第一任的國貿局長汪彝定 先生所說,我們當時所得到的發展機會,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以後也不會再有。

  一九八0年代以來,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想從四小龍出口擴張的路來發展經濟。這些國家一開始也相當成功,甚至比四小龍更成功。這是因為一開始加入國際競爭與合作的開發中地區很少,只有這些國家少數經濟城市和特區,因此高所得國家和這些地方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也就很強。同時國際經貿往來自由化的結果,使高所得國家的資金、技術人才,以及企業都更方便移到低所得地區,高所得地區的產業也比以前容易提供低所得地區相關產業所需的各種支援,因此深圳等新加入國際經濟的地區發展得比當年四小龍還快。

  然而這種好景並不長,因為有更多低所得地區也要加入競爭,四小龍替代先進國家以及其他低所得地區替代四小龍的情節會一再在不同地方發生。越南、印度等國家以及中國大陸更多地方加入競爭,以及一九九四年前後人民幣大幅貶值的結果,發展得比較早的東南亞地區工資就被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量拉住的壓力,各國在美國的市場佔有率一九九五年即開始下降,各國雖由內需或泡沫經濟支撐著經濟成長,但成長的動力和前景終究不足,結果就是一九九七年信心不足和資金撤出所引發的東亞金融風暴。這些國家貨幣的大幅貶值,某種程度也反應它們的工資被工資更低地區拉下去現象。東亞國的發展困難是由要素價格均等化這個基本力量所造成,不是Paul Krugman說的技術進步問題。

  瞻望未來國際經濟的發展,全世界仍擺脫不了要素價格均等化這項基本市場力量的支配,各國若未能採取妥善的策略,全球化並不見得能帶給人民普遍更高的幸福。目前全世界中高所得國家大約有九億人口,而低所得國家有五十幾億人口,如果人類的技術和偏好沒有重大改變,則這五十幾億低所得人口若全部加入國際競爭,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將不再像以往那樣是由高所得國家把低所得國家拉上來,而是高所得國家的工資會被低所得國家拉下去。因此高所得國家要面臨極大的調整壓力,而低所得國家也不再能單由加入國際合作就達到快速成長及工資快速上升的利益。以當年四小龍大約先進國家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四小龍工資和所得快速上升的同時,先進國家的失業率也節節上升,而大部分超過8%。美國的低技術工人自一九六0年代以來實質工資就停止上升。因此若開發中國家五十多億人口都加入國際競爭,高所得國家的低技術甚至某些中高技術人力將會遭到極大的失業及工資下降之衝擊。而在開發中國家低技術人力的工資將難以上升,但一部分較稀有的高技術人才和企業家之報酬卻會向高所得國家看齊。換言之,所有國家的所得分配都可能嚴重惡化。這些衝擊不會馬上全部發生,但這是基本市場趨勢,各國在政策規劃時不可忽略這個基本趨勢。

  這個大趨勢現在已逐漸影響著世界經濟。中高所得國家企業大量到開發中國家投資,各種產品紛紛移到低工資國家生產,而技術也更容易在國際間傳播並使各國在很多產品的技術趨於相同。因此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市場力量已比從前更為強勁。另外僅管大部分開發中國家人口仍未加入國際競爭,開發中國家能生產的產品卻已生產過剩,而使產品價格大幅下降,並成為目前全球通貨緊縮壓力的重要來源。這也證明前面所說的,由於開發中國家人口太多,同樣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量現在不再是以把開發中國家工資拉上來為主,而是把物價和已開發國家之工資與就業拉下去。套用Karl Marx的說法,開發中國家大量的產業預備軍也就是潛在勞動人口,將使他們的工資維持在低水準。這種情勢將使開發中國家無法像以前四小龍那樣發展。即使目前中國得到了開發中國家大部分的發展機會,中國每年7%的經濟成長率也使很多國家羨慕,但四小龍在同樣發展水準時的成長率通常都是超過百分之十以上,可見國際經濟帶動開發中國家成長的力量已分散而變小,己開發國家面對的被拉低之壓力卻相對變大。而在更多開發中國家加入國際競爭之後,問題還要更為惡化。

  在這種國際大趨勢下,中高所得國家若要維持高所得甚至繼續成長,就必須適度切斷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而其中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生產和開發中國家不一樣的東西。不一樣的東西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我們在生產時用開發中國家所沒有或無法運用的知識。因為生產時用的知識或技術不同,或者根本生產不同的東西,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的理論關係即被弱化或切斷,而使中高所得國家可能維持較高的所得。這也是我到經建會不久就提出知識經濟發展方案的主要原因。另一類和開發中國家不一樣的東西,是非貿易財,也就是不易進口的東西。這類產品各國的價格不必相同,因此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也被切斷。而由於我國以往比較忽略生活品質的改善,生活品質比其他先進國家低很多,因此還有許多發展空間。於是我在經建會時也提出發展提升生活品質之產業的政策方向,以及其中國內旅遊和照顧服務等產業的發展計畫。這類提升生活品質的產業不僅可以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給工作被移到開發中國的低技術工人,這些產業也可以直接提升生活品質,而使人民即使工資未上升很多,生活水準仍可大幅提高。而生活品質的提高也可使我們更容易吸引人才來發展知識經濟。因此這是面對國際大趨勢,一舉數得的重要策略。

  即使我們努力發展這兩類產業,我們很可能仍有一些傳統產業的人力無法得到工作機會,而只能和開發中國家生產類似的產品,因此他們的工資很可能會被開發中國家拉下來。針對這類情況,我們首先要維持這些產業仍能一部分留在台灣生產的環境,不要讓它們不得不全部外移,例如讓它們有地點及價格合適的工業區可用,不要把基本工資提得太高,甚至要搭配一些可做較辛苦工作的外勞。我們更要進一步以研發、行銷,以及其他產業的配合,來讓這些產業的產品和外國產品有較大的區隔。例如有些產品可加上文化創意而成為地方特產,即可減低國外產品競爭的壓力。有些產品甚至可因附加夠多新產品或新設計,而成為知識經濟的產品。

  一個國家的人力是很多樣化的,但全球化之後的國際競爭卻使各國可能只有較少數產業有國際競爭力或比較利益,因此難免有比較多人得不到較好的工作機會,有一些人的工資要被低所得國家拉平。因此我們除應發展前述二類產業之外,也應準備較合理的社會安全制度,來支援失業或所得偏低太多的人民。而這些工作都不是說做就可以完成,產業結構和人力的專長也需要時間慢慢調整,因此已開發國家若能合理的爭取調整時間,也可以使衝擊不致太大。

  我國在已開發國家中所遭受的全球化壓力相對可說較大。因為我國在已開發國家中是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因此開發中國家較容易和我國生產類似的產品而使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壓力加大。我國以往和先進國家分工而集中大量生產少數產品,當初我國固然因而可使就業快速增加,但現在許多產業被開發中國家取代也較容易快速釋出大量人力而造成失業。而新加入國際競爭的開發中國家主要就是我們鄰近的國家,其中中國不僅最大、地理、風俗,語言和人脈關係又與我們最接近,因此它所發揮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也就特別大。我國和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政策,也就特別需要注意這項經濟因素可能帶來的傷害。有些人士總以為兩岸經貿往來對我們經濟上有利在政治上不利,其實經濟上的風險不見得比政治風險低。

  我國和中國經貿往來的經濟風險除了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量所帶來的產業外移、工資下降,以及失業之外,也另有幾項和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有關,包括我國人民高估中國的成長潛力,高估降低成本的利益,高估自己在中國的競爭力,高估台灣成為區域或中國經濟中心的能力,但忽略在台灣產業升級的必要性,以及中國採取不公平之政策的事實。

  由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來看,中國以其龐大的低工資人口,必會再繼續發展。但如前所述,國際力量帶動其發展的力道將因中國及其他國家更多人口加入競爭,而愈來愈不如當年四小龍得到的助力。中國目前成長率較當年四小龍低,產品價格快速下降、失業及所得分配惡化問題更是相當嚴重,都顯示中國的機會將遠不如當年的四小龍。但國內不少人士不明白這種基本力量,而以中國目前的成長率,台灣以前的成長率,特別是中國部分地區十多年來的成長率,去推測全中國未來的成長率,而得到太樂觀的想像。這種樂觀不只可能使投資者自己遭到挫敗,短期內也會加速台灣產業和資金的外移,而加重要素價格均等化對台灣的衝擊。

  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目前既然傾向於將中高所得國家的工資拉低,而未能將開發中國家的工資大幅提高,開發中國家仍有大量失業人口,則市場力量將使產品價格下降。但不少廠商卻以為到開發中國家生產會降低的成本都可以成為利潤。結果若投資太多使價格快速下降,降低成本將只得到短暫的利益。我國允許筆記型電腦到中國大陸投資之後,惠普的副總裁在今年卻指出,台商在中國已投資太高,現在是買方市場,惠普每次要找六家比價,而只向其中四家購買。自相殘殺之後利潤恐怕很難維持以往的水準。

  許多人也常認為全世界我們最瞭解中國,因此我們可大膽西進,經略中國,而且先佔先嬴,把中國市場當成我們的勢力範圍。然而我們卻忘了中國當地人比我們還瞭解中國,也有更多的政治人脈關係,因此許多台商已漸被中國本土企業排擠。而另一方面有些廠商在排除各種阻礙開拓出市場之後,國際品牌卻以其更高的品牌形象甚至資本介入,台商一樣難以抵抗。台商若沒有建立真正長遠的競爭力,而只因中國本身及外國的潛在競爭力一時未能發揮,就以為自己可以長期掌握中國市場,也是很危險的事。

  在這種全球競爭而要素價格均等化的趨勢中,並不是將來每個地區都會變成完全一樣。將來的世界會像現在各國內部一樣,有些地方會成為繁榮的中心,有些地方則會成為較不發達的邊陲,而在邊陲地區的人力及其他資源因為只能得到較少機會,因此其價格也會略低於中心地區,不會完全均等。這表示我們要做為較高所得的國家,必需爭取中心的地位而不要做為邊陲。但這一個正確的想法在我國卻被部分人士想成要做中國的中心,而我國卻不見得有能力做中國的中心。

  由現在各國內部常有不止一個具有中心性質的地區,不同經濟活動和產業甚至以不同地方做中心的現象來看,我國要在未來全球經濟中取得某一些中心的地位並不是什麼難事。但也許是名辭導致的誤解,有些人把中心當成是唯一的,或者是很大的範圍才會有一個中心,於是認為台灣要以中國大陸為腹地才可以成為中心,而要做為中國的中心,則要三通比和中國有便捷的交通往來,這樣的看法並不正確。

  A地要做B地的中心,確實要和B地有比其他地方便捷的交通。但交通便捷是雙向的,AB之間便捷的交通可能使A成為B的中心,也可能使B成為A的中心。一個地方要成為中心,其實還要有其他更重要的條件。若各種商品及服務在各地的價格和成本都因要素價格均等化而相等,則實際上就不必也不會有中心。中心之所以存在,就是那個地方有一些商品、勞務、或其他成本比別的地方低,而使各種資源和活動願往那裡聚集來降低成本。而在全球化及要素價格均等化的趨勢下,一個地方價格或成本能和其他地方有重大差別的,主要就是各種非貿易財。換句話說非貿易財才是一個地方能否有較高之國家競爭力,能否成為中心的主要關鍵。

  這些非貿易財包括交通、水、電、空氣品質、治安、教育、公共建設、生活環境品質、法令制度、政府效率、相關產業的聚集、以及人才和知識的聚集等等。如果一個地方這些方面都很好,企業在此經營成本較低,人才在此居住比較愉快,則自然產業、人才、以及經貿活動會在此聚集而成為中心。反之若這些方面沒有做好,對外方便的交通上只是使各項資源更快流到其他地方,而使本地永遠失去發展的機會。

  我國有許多人高估我國成為中國之中心的能力,而大力主張讓資源及人員在兩岸間更方便地流通。但有些人卻忽略了甚至還阻礙了各種國內法令制度的改善以及公共建設的加速。Michael Porter也指出,台灣廠商太過注意到中國投資的機會,就會忽略在台灣升級的努力。而中國實際上仍採取高關稅高貿易的障礙,以及其他各種產業政策及政治干預來吸引我國的廠商。同樣的產品在中國生產可以不負擔高關稅並得到各種獎勵,即表示有些資源移到中國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在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大趨勢下卻允許中國有很多不公平的政策手段,乃是使它可以吸引別人更多的資源和產業,也會使雙方交通的便利變成資源流向中國比流出中國方便。我們若忽視這個問題,更多資源和產業流向中國之後,我們藉產業和人才之聚集來吸引或留住產業和資源的力量就會下降,這些力量流向中國大陸之後,再加上中國本來人口就遠比我國多六、七十倍,我們不成為中國的邊陲都難,又如何能成為它的中心?

  在全球化和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國際大趨勢下,我們要瞭解這個趨勢的強大力量,也要瞭解改善包括生活環境在內的非貿易財,並發展知識經濟,以使我們和其他地方有所區隔,並避開一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壓力,才能使我們成為中心地區之一,並得到較高所得和發展機會。假設其他地方會快速成長而超越我們,或永遠輸我們而被我們利用,或假設別的國家會傻傻地奉我們為中心,都是更傻而會讓國家陷入困境的想法。

200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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