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人工智慧和新科技的發展，使一些人擔心電腦和機器人會不會反過來支配甚至消減人類。不過在這種危機之前，更可能發生和值得擔心的是新技術會不會造成大量失業和所得分配非常惡化的情況。有人認為新技術可能取代50%甚至90%的人力，若真如此，則工作機會和所得有可能集中在擁有這些技術和設備，以及能得到工作機會的少數人，社會若不大幅改變，可能會有很大的麻煩。這種大量失業之疑慮在歷史上大幅技術進步時，如機械化、工業化和自動化時，也曾出現，結果都未造成太大的問題。但現在的情況和以往不同，因此不能說這次一樣也不會有大問題。
歷史上很多國家都曾因技術進步或取得大量土地等因素，而出現生產可能過多而需求不足的問題，而當時也曾有許多巧妙或碰巧的策略解決了這個問題。當時一種常見的發展是打戰，讓一些人離開生產而上戰場，生產過剩的問題短期內即可消失。重大建設如蓋萬里長城和金字塔，也可以降低生產甚至增加需求，而消除生產可能過剩的問題。因為戰爭和重大建設都不是為解決生產過剩問題而設計規劃的政策，所以歷史上很多時候戰爭和大建設也可能做過頭而陷入生產不足的情況。
宗教和政治的儀式和建設也是可以消化過剩生產力的方法，富庶的國家常發展出繁複的宗教和政治儀式，因此可耗用大量人力物力，結果恰好避免了生產過剩的問題。有些地方持續興建宗廟、教堂、佛塔、神像，也能降低生產過剩的問題。這些儀式和建設所需或人民所得成長所增加的很多產品和文化藝術需求，不只提高總需求以降低生產過剩的問題，也讓人們的生活更為豐富和進步。獲得大量財富的政府、貴族、地主、以及資本家奢華而雇用大量僕人的做法雖然可能不道德，但也可降低一點失業和分配問題。
但在工業革命之後，技術和生產力的快速提升所可能造成的生產過剩問題，卻已漸不易再由上述傳統的方式解決。蒸汽機等現代機器的出現和自動化生產等技術進步都曾引發造成失業之疑慮，實際上也確曾因結構調整而造成一部分人的失業，卻似未造成人力全面過剩的大規模失業。但因為當時情況和現在有一些重大的差異， 因此我們並不能樂觀地認為人工智慧和現在的技術進步也不會造成人力全面過剩的問題。
工業革命和自動化生產時期和現在一個重要差異，是當時所得水準與生活富足程度比現在低很多。於是當時技術進步之後人們可增加生產很多東西來滿足尚待滿足的需求。生產、所得和需求同時增加，不只失業問題不會太嚴重，人民的生活水準更得以提高。而目前至少在所得較高的國家裏，物質需求己得到甚高的滿足，除非有更多新產品出現，否則並不容易大量增加生產來利用大幅提高的生產力。物質需求和生產的成長也漸受限於地球資源。
以前和現在另一個重要差異，是當時的進步集中在較少數國家，於是技術領先的國家可以擴大出口和其經濟勢力範圍，從而增加生產而避免大量失業以及國內分配的嚴重惡化。當年分配的惡化主要發生在國際之間。但現在技術擴散的速度較快，新技術有可能在短期內就大量普遍被運用，而加大對就業的衝擊，並降低技術領先之國家藉出口來維持就業的能力，並加大國內的社會衝突。
這樣的新情勢可能使人工智慧對就業和分配乃至整體經濟的衝擊大於以往的各波技術進步。人工智慧造成的生產力提升及生產和消費方式的改變也可能比以往的幾波進步更大更快。所以即使以前的技術進步造成的問題不像起初的想像那麼大，人工智慧的衝擊確實有可能帶來較大的衝擊。不過即使人工智慧的技術進步真的來的很快，其經濟衝擊也不會來很快，因為很多新技術仍要大量的新設備配合才能大幅改變目前的生產方式並取代大量就業。而新設備的投資受限於每年可用的儲蓄及生產新設備的能力，所以不會因取代人力的新技術一出來，就馬上取代所有可以被取代的人力。換言之，新技術對就業和經濟的衝擊值得儘早研擬對策，但現在也不必恐慌。
從全人類的立場來看，這種新情勢的理想對策之一是大家平分工作機會，例如大家每週都只工作一天，其餘時間都用來學習、研究、和享受生活。但目前的市場機制和政治體制都不易讓世界走向這種理想的結果。由於新技術和應用它們的設備都只會逐漸增加，較早擁有新技術和新設備的人將具有較高的競爭優勢，而得到較高的所得和財富。而因應用新技術而減少的人力需求則讓部分受雇者薪資下降甚至失業，使他們的議價能力、所得、以及進修和投資的機會下降。新技術比現有技術的生產力高甚多時，依現有制度世界有可能形成所得及財富分配持續惡化的惡性循環。
政府介入來幫助貧窮和失業者是不少人想到的另一種理想對策。若政府對擁有新技術及相關生產設備的人課很高的稅，而以此稅收來補助低收入和失業的人，甚至協助他們從事學習和研究，也就是政府設法進行所得和能力的重分配，分配惡化的現象應可減輕。有人因而主張要給所有人民「基本所得」(桑德爾，2017)，也就是像古代的授田制類似，每個人每年都可以拿到一筆甚高而超過最低生活需求的所得。有的國家已對這種想法進行討論甚至公民投票等。
然而這種理想至少有兩個重要限制，一是財源的問題，一是很多人會不會變懶的問題。若世界只是一個國家，獨裁者和民主政治都可以決定對高所得者課高稅率而進行這種重分配。然而世界不只仍分成很多國家，類似的新技術也可能在不同國家出現而相互競爭。於是個別國家若對新技術所創造的高所得課高稅率，則一方面這些新生產者可能無法和外國競爭而無法發展，另一方面這些生產者也可能威脅要外移到其他國家。所以個別國家可能不易課高稅來進行足夠的重分配政策。要由國家進行足夠的重分配，必須有全球性的規範來限制甚至禁止各國採取低稅率的競爭，但現在的國際機構都還不敢或不願採取甚至去思考這種規範(陳博志，2017)。美國總統川普指摘外國低稅吸引投資的政策仍未引起國際機構和學術界的共鳴，有些國家還回嗆說決定低稅是他們國家的主權。
如果政府能課到稅來發放基本所得給所有人民，會不會有很多變得太懶散只想拿到基本所得，也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有人主張領基本所得或者是失業津貼的人必須從事新技術的學習或研究。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但因新技術發展而失去工作的人極可能有很高的比例難以學會新東西，這種強迫學習所需的教師可能會耗費不少本來可以從事新技術研發的較稀有資源，而且給失業的人帶來挫折或羞辱感。在新技術使生產力大增，而使很高比例的人力無法得到工作的情況下，這些人就算學會新技術也可能找不到新工作，或使生產更形過剩。所以為避免人們因領基本所得而懶散，可要求他們做的事不一定只限新技術，各種知識、文學、藝術、以及可提高生活品質的事情都可以是選擇範圍。什麼都不想學或學不來的人，也必須從事一些他能力所及的體力及腦力活動，才可以得到津貼(陳博志，2016)。
用課稅及津貼來解決失業和分配不均的問題如前所述並非易事，就個別國家而言，第三種政策，即提高對人力的需求仍是更須努力的基本策略。這方面可能的做法包括：1.努力在某些新技術取得領先全球的地位，從而取得相關產品的全球市場。2.將既有技術擴大運用到不同產品或創造新產品，以提高國內外之需求。3.發展人工智慧不易取代人力的產業，例如硬體建設、文化和心靈產品、以及各種生活服務及要親身體驗的消費等等。而發展這些產業不只是要像傳統的產業政策那樣給這些產業獎勵，更重要的是要讓人們提高從事相關消費的能力和意願，以及這些產業內容的更多樣化和創新。前述給予基本所得和失業津貼的政策，也可以用學習這些產業的生產和消費能力為一種條件。
上述面對新技術發展的幾種可能對策可以同時併用來降低新技術的衝擊。而這些對策多非一下子就可以採行和達成目的。雖然新技術的衝擊不會很快就大規模來襲，但有些人已要逐漸面對這衝擊，現在的對策要符合將來長期的需要，才可減少長期調整的困難和成本。現在就逐步加強這些政策，也才能避免新技術逐漸使分配問題惡化到難以改回的地步。而長期之後的大幅改變也須要全球人類制度特別是觀念的大幅調整，必須現在就開始討論才能順利漸進達成。
參考文獻：
桑德爾(2017)，排解民粹之怒 當務之急，經濟日報，2017年2月9日
陳博志(2016)，新平庸時代要改變人類行為，看，170期
陳博志(2017)，要依川普的方向提建議而非驚慌，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0卷第1期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 40卷4期 (2017 / 04 / 01) ， P11 -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