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蔡英文總統臉書
蔡總統上任將滿一年，民意支持度大幅滑落，有些政策廣受批評，因此該有深刻的檢討。馬前總統執政之初我曾寫一篇〈馬政府執政錯誤的七部曲和主旋律〉，指出傲慢是其政策錯誤的主旋律。相對地，蔡總統在去年當選那夜說要謙卑、謙卑、再謙卑，則得到大部分人的贊同。多年前李前總統在一次和蔡總統聚餐時，就特別提到要謙卑，後來他還多次談到領導人要謙卑。但謙卑並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做得恰到好處。蔡政府這一年來不少問題出在官員的不謙卑，但有些問題蔡政府也被一些人說謙卑做不了事。蔡政府相關人士應該檢討到底哪些事情是太過傲慢，哪些事情又是太過謙卑。
為甚麼「不謙卑」？
政策上謙卑的問題可分成兩個層次。大的政策方向是由理想和民意主導，其中所需要的謙卑是服從多數而尊重少數，不要因為自己得到多數人支持就忽略甚至鄙視少數意見和少數人。政策也仍應避免傷害少數人原有合理的利益和感情。至於為某個目標而採取的具體施政方法，則應由道理和科學主導，其中所需的謙卑是聽各界的學理而講道理，以找到較佳和較圓滿的方法來達成同樣的目標。
蔡政府在方向上的爭議較小，但在方法上的問題較大，其中有些官員也較顯得傲慢。而方法上的不謙卑以及因而未能採取較好的方法，也讓方向上有不同意見的人得以擴大批評和抗爭。
官員會顯得傲慢的原因之一是個性如此，有些人就是自以為是，不願多方學習，也不肯認錯；傲慢的第二種原因是堅持主觀理念或意識形態，不願去看不同主張的學理和事實；官員第三種傲慢是因能力不足，不敢面對質疑，或靠政治因素而非真本事得到權位，只能以傲慢來假裝自信；第四種傲慢是把自己的無知當成別人也無知，以為用語言等方式耍一下就可以混過去；第五種傲慢則是想以選票或立法院的多數，或者是藉蔡總統的政治權威來擋掉不同的意見，而由蔡總統、民進黨、乃至全民來付出代價或替他們承擔責任。實際上的傲慢行為可能混雜多種原因，官員們該自我檢討以求改善。以下只舉一些例子來供參考，不去分析其背後的原因。
如何謙卑案例之一：一例一休
「一例一休」可能是一年來對蔡政府傷害最大的政策，其中出現很多不夠謙卑的現象。這政策的大方向並無太大爭議，多數人也認為是要改善受雇者的福利。然而實際做法卻傷害了不少勞工，因此政策立法後社會上有三輸的批評。
行政院答覆說，有人輸就有人贏，怎麼會三輸。但不必唸過經濟學，在台灣注意經濟政策的人大多聽過所謂把餅做大的說法，某個政策若把餅做大就可能雙贏多贏，但要是把餅做小了就可能雙輸三輸。一例一休政策之所以備受批評，就是因為其中一些限制使生產效率下降而使某些產業乃至全經濟的餅變小了，所以可能三輸。行政部門不去思考這些情況的可能性，卻用耍嘴皮的方式說不會三輸，在小民看來就不謙卑。
像一例一休這種重大政策，政府理應事先對企業經營方式、成本、物價以及勞工實際所得將受到之影響做好評估，但由官員相關的談話來看，雖然政策爭論半年以上，政府的評估還是差很多。以對勞動成本和物價的影響為例，官員們的說法並不一致，而且常只講平均影響，而忽略有些產業受到嚴重影響的可能性。施政若只講平均數而不注意較弱勢及受到較大影響的人，或看大不看小，也算不上謙卑。
用一個街上不難找到的例子來看。假設某小店鋪原由兩名員工輪班，每週六天每天每人各工作6.5小時，而從早上10點營業到晚上10點。在一例一休之後若採同樣的工作方式，每員工每週就需有一天即使只做6.5小時也要算8小時加班，加班費又要加算平日薪資的1.67倍，也就是那天的加班費就超過平常兩天的薪資，所以讓小店的每週或每月勞工成本將增加超過三成，是行政部門講的平均數之幾十倍，該店自然感到難以負擔。
該店若以彈性工時因應，成本仍會增加，而員工的上班方式將變不方便。該店若增雇時薪人員來因應，則原來之勞工雖得到政府所說「休息時間增加而達到政策的原始目的」之結果，但薪資將因而下降或幾年內難再調升的員工，恐怕很難感覺到官員這句話的謙卑。把「增加休息時間」而非「保障及提高勞工福利」當成這政策的原始目的，也像主張無薪假可以到處去玩一樣，是自大地替勞工決定他們該多休息去玩和吃肉糜。
該店若選擇週六不營業，消費者感到不便時也只好謙卑地聽行政院的主張說「就認了吧」。至於店少開一天在經濟上所代表的不方便、資本閒置率上升及總生產的減少，也就是餅變小的問題，依前述發言看來，也許是已超出了官員們所願理解的經濟學理了（請參閱陳博志〈資本累積對散做產業之影響〉，《經濟論文叢刊》，16輯第二期，1988年6月，pp.271-281）。
如何謙卑案例之二：年金改革
政府另一個正在爭議中的政策是「年金改革」。改革及削減支付這大方向也是正確而得到多數人支持的，但改革的方法和其中一些言論也仍可以更謙卑。考試院做了和年金改革委員會不一樣的決定，年改會批評考試院不科學。但年改會也該謙卑地多看一下自己的做法是否夠謙卑和科學。
用經濟學科學的分析來看，現有年金有相當程度使軍公教人員當年放棄了較高薪資的其他工作機會，所以不是軍公教人員的不勞而獲或政府的恩賜，政府不得已要刪減時，要精算可以合理刪減的程度，更要謙卑地感謝軍公教人員的配合（請參閱陳博志〈年金改革要講清楚目的和道理〉，《看》雜誌，171期，2016年9月，pp.10-13）。而目前政府無法再付出這麼多年金的原因，是多年來對一般人和企業的減稅，使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由20%以上降到12%，因此有責任出錢解決問題的不應只是軍公教人員（請參閱陳博志〈年金改革之目的、觀念與經濟學理〉，《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123期，2017年1月，pp.4-8）。但這些用科學精神提出的質疑，相關官員謙卑到連反駁一下都不願意。
五年前小英基金會的某次青年人研討會要我講話，我只講一句說：「要記得，即使是敵人說的話，也有一些可以參考的道理。」多年來我也常向參政的朋友們引述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說的：「任何重大政策若未聽過反對的意見，就不要採行。」這是基本該有的謙卑。
而聽意見要聽其不同的地方，不是只選自己要的。年改會說，某反年改的人士主張要提高基金的報酬率，這點年改會已納入結論，所以年改會也有採用反對者的意見。但提高報酬率本非意見衝突之點，年改會的說法像同意別人提出的休會去洗手吃飯一樣，只能算口才好，不能算是謙卑。
如何謙卑案例之三：鍋貼替代役
這類重大政策因為有較多方向和理念的爭議，因此在方法上的不謙卑常被理念的爭議遮蓋，鐵桿的支持者甚至把不謙卑當成有勇氣。但在較小的政策上之不夠謙卑，就很容易被人看破而傷害對執政者的信任或尊敬。這種不謙卑的小事不少。例如將替代役男派去鍋貼店一事，社會上和行政院都覺得怪怪的，但主管官員卻以職業不分貴賤答覆批評者。他似不知照一般人的看法，要把有服兵役義務的人派去做非兵役的工作，應該是派去做有公共利益的事。
這公共利益就是經濟學理中所講的外部利益，也就是相關的私人並未得到卻擴散由社會上其他人得到的利益。大家質疑鍋貼並不是因為職業貴賤，而是想不出鍋貼店有甚麼必須由政府給額外獎勵的社會外部利益。而當立委以社會利益來質詢時，應該唸過外部利益或外部性之觀念的官員竟說：「您認為研發替代役是否有公共性？」官員大到連我國及許多國家都長期認為有外部性而加以支持的獎勵研發政策都可以隨便否定，其謙卑的程度值得大幅拉升。
李前總統和蔡總統所說的謙卑，不僅是民主政治所必要的修養，也能使政策不犯大錯、少犯小錯而更能成功。在政策方向上過度的謙卑，也許會使政策搖擺不定或做不成大事；而在政策方法上不夠謙卑，則會使政策不斷犯錯並讓人民看不下去。
很糟糕的一種情況是，方法上未能謙卑找出較佳方案的結果，造成方向上不得不做屈辱和錯誤的讓步。更糟糕的情況是不謙卑的態度引發了不同主張者之間更不講理的相互攻擊，形成社會階層間的對立，使台灣長期好不容易建立起來之相互包容的文化岌岌可危。
以前我曾主張政府內部要有像魏徵那樣的檢討力量，大部分人也希望民意機關和輿論能有更好的監督作用，而官員們若能更謙卑自我反省，謙卑、謙卑、再謙卑，而且真正謙卑，國家一定會更好。
資料來源：陳博志，〈執政要怎樣謙卑〉，《看雜誌》第1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