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全球經濟成長力道不足，主要國家長期採行貨幣擴張政策而成效不盡如意，因此近來又有不少改用財政擴張來提振經濟的主張，但財政擴張的長期惡果恐怕比貨幣擴張還要大。至於傳統的產業補貼和藉貿易保護政策來實現的產業政策，在現行國際貿易體制下也難有太大的作為。
總體經濟政策效果不彰有其原因
總體經濟政策效果不彰的原因之一，是它們常只注重政策變數的總量，而未注意其內容可能更為重要。如果能仔細規劃總量之內容，而注意其在個體經濟學中的功能或效果，總體經濟政策將可以有較大的正面效果及較小的副作用，而且可以做為比較公平有效的產業發展政策。
總體經濟學將很多經濟變數和經濟關係加總為少數變數和方程式的目的，是要仔細分析這些總體變數和關係之間的互動。但這種簡化甚至大膽的加總，並不表示更細的變數和經濟關係是無關緊要的，它們應該只是暫時被簡化，以讓加總後之變數的總體關係更容易分析而已。
就像醫生重視一個人每天所攝取的總卡路里時，並不能因此就忽視其中蛋白質和脂肪等等不同成分，甚至各成分中更細分的分配一樣，總體經濟政策也應該注意這些總量變數的構成內容，特別是能由政府直接決定的總體政策變數之內容，就像人們攝取的熱量之各種來源一樣，對政策效果有極大的影響，不能隨便或不管。但不少經濟學者和決策者也許太習慣總體經濟學裡的總量變數和總量分析，常會忽略總量變數之具體內容，就像以為要熱量吸收不足的病人多吃飽和脂肪也可恢復健康，而誤以為只要擴張貨幣量或政府支出就是提振經濟的正確有效政策。
政府財政支出用在何處差別很大
在凱因斯的總體經濟模型中，財政支出、人民自發性的消費支出以及人民投資的增加，都可以提高國民所得，好像錢用在甚麼用途效果都相同，不必煩惱支出的具體項目。凱因斯為了證明這種甚麼支出都有效果的現象，甚至用一個誇張的例子說，政府找人挖個大坑洞，再找人把它填好，所支出的錢還是一樣會造成整體所得的提高。
單從凱因斯的總體模型來看，這種主張是對的。因為在該模型中主要的經濟關係是政府花了錢之後就有人會得到這筆錢，也就是有人的所得及社會總所得會增加，所以人們的消費支出也就會隨所得而增加，因此使社會的總需求跟著增加，從而創造了另一批人的所得……這樣循環下去，社會總所得增加的金額就比政府最初增加的支出大很多，也就是有所謂「乘數效果」，政府最初增加的錢用在甚麼用途似乎結果都一樣。
但這種支出內容不影響結果的原因，是上述推論或理論模型只考慮總所得和支出的關係，也就是只考慮總需求面的因素，而未考慮分配和生產的問題。以凱因斯挖洞、補洞的例子來說，凱因斯其實很清楚是故意做了一個支出不影響供給能力的假假設，也就是他其實是要告訴大家，即使政府支出未提高社會的供給或生產能力，需求也會增加而具有提高總所得的作用。若他的例子只做一半，即在馬路上挖了一個大洞而不補，大家即可看出社會的生產能力可能被傷害而可能使總生產和總所得減少。
凱因斯當然了解政府支出對社會供給能力的影響，只是後來用凱因斯理論的人太執著於總體理論甚至凱因斯挖洞、補洞的例子，而忽視了政府支出對社會生產能力的影響，以致和挖了洞再補、甚至不補一樣，有太多浪費的支出和蚊子館。
由於財政支出的政策常是在經濟不景氣時的對策，政府或許會因時間緊迫而無法仔細評估不同支出方式的效果，因此也無法採取對經濟最有利的支出方式。不過大部分時候只要政府稍微用一點心思，支出內容就可對長期的生產力、供給能力、以及經濟結構和所得分配有更多幫助。
1930年代羅斯福的新政，就有改善水利及失業者教育這種提升長期供給能力的政策。而當財政支出不是因一時的不景氣而增加，而是為了較長期性的經濟發展，甚至為了改善經濟結構而增加，就像最近的前瞻建設計畫，則應該更重視這些支出在個體經濟上的直接利益，如提高生產能力或改善投資及生活環境，而不能只看短期需求面的效果。也因此這類政府支出就要做更仔細的規劃和評估（(請參閱179期本專欄，〈前瞻計畫要依國家發展策略前瞻〉）。
貨幣金融政策要注意細部資金流向
貨幣政策一向比財政政策更偏重總量的決策，因為各國主管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為了其獨立性，常不願介入個別經濟部門的問題。貨幣政策較常見的個體考量之一是長短期利率的調整，例如相對拉高短期利率以降低當前可能過熱的景氣而鼓勵長期性的投資。另一種也常見的政策是調控對股市和不動產的融資以防止過大之投機泡沫。
這類政策的存在表示，貨幣當局和貨幣學者並非不知道貨幣政策也可以有個體的考量而發揮個體的效果。事實上貨幣數量不同的增加方式以及信用創造的不同方向，都會有很不相同的效果（請參閱陳博志：〈貨幣量變動的原因不同效果也互異〉，《貨幣與信用評等》，107期，以及陳博志：〈是誰得到新印鈔票的好處？〉《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9卷11期，2016年11月）。
目前國際上很多人認為貨幣政策效果不彰，而要改用財政政策。但貨幣政策效果不彰的原因，主要就是只看總量而不注意個體經濟。在全球化時代，貨幣總量的擴張或利率水準的下降，都可能造成資金的外流，結果本國不見得獲得貨幣擴張的利益，外國卻可能遭受資金流入的傷害。彭淮南總裁即曾就這現象向美國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抗議。但貨幣金融政策若細到注意資金的流向，則資金流向的國內部門即可直接受到影響或得到利益，因此政策會有效。這應是各國可以努力的方向。
我國經濟關鍵問題：新產業發展太少太慢
全球化時代高所得國家產業一定會一直被低所得國家取代，各國必須一直發展更多新產業才維持相對較高的所得和薪資。我國經濟目前主要的關鍵問題就是新產業的發展太少、太慢。既有產業不斷被外國產業搶走而沒有足夠的新產業補充上來，以致經濟、出口、所得、薪資都難以快速成長（請參閱陳博志，《台灣經濟戰略》，2004年，台北，時報出版）。
而人民看到許多產品和新產業的發展不如外國，暗示本國的相對落後，對自己和國家前途的希望信心也就不足。因此協助新產業發展，應是政府各項政策都亟須注意的目標。蔡政府有注意到這正確的方向，亞洲矽谷政策和其他5+2政策都明白要發展新產業，可惜前瞻計畫並未能完全依據這目標。未來在財政能力許可的範圍，政府應更積極改善新產業的發展環境，同時參與更多新產業的投資。
貨幣金融政策也還有許多可以運用的方法，以讓新產業和新企業家得到更多資金支持（請參閱陳博志，〈國家投資基金有甚麼目的〉，《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9卷7期，2016年7月）。賴清德內閣上台以來，已連續推出讓金融機構更多資金投入創投基金等等較注意詳細內容政策，也有許多鼓勵新產業的做法。這些正確的政策方向若能大規模推動，應可有效提升經濟發展的能力。因為更大規模的金融政策，不只可以產生夠大的力量來提升經濟和薪資之成長，純就行政技術來看，更大規模也能降低政治的爭議。
以目前政府提供台杉投資公司僅有的百億資金來看，每家企業能得到的支持一定不大，也就是不易支持重大的計畫，也不易讓企業得到足以和那些積極干預產業之國家競爭的能力。資金規模不夠時，能支持的項目和企業必然不多，統計學上這些投資案有高失敗比率的機率也會偏高。於是台杉或國家投資基金只採小本經營的結果，可能會被人抹黑說只照顧少數「特權人士」，或者投資能力及公正性不足。而這類政治指控的可能性也可能會讓負責的人自我設限而不能做最好的決策。
所以各種促進新產業發展的金融政策應該把規模放大。政府曾花八百億在幾乎沒有實質效果的消費券上，也將花上千億元做二線城市的鐵路地下化，某銀行在海外一被罰款就近百億，國家投資基金才一百億，實在太少，甚至比不上某家外國企業說要對台灣青年創業者所做的投資，實也沒面子。希望政府和人民別這樣小裡小氣。
資料來源：陳博志，〈張忠謀之言 暴露台灣政府甚麼問題？〉，《看雜誌》第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