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宏吉／台灣智庫研究員
自從2016年英國公投脫離歐盟（Brexit）與川普當選美國總統、2018年美中貿易戰開打、2020年爆發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以來，對於全球化的討論越形熱烈，主要的討論焦點在全球化是否發生「反轉」（reverse）現象。台積電張忠謀前董事長在2022年12月甚至直言「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幾乎已死」（Globalization and free trade are almost dead.），全球化是否真的幾乎已死？全球化的現況為何？本文試圖從學理與歷史的角度來進行初步探討。
全球化是什麼？
在探討全球化的現況之前，首先必須對全球化加以定義。社會學家、前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90年的經典著作《現代化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以「相互連結」（inter-connectedness）為出發點，定義「全球化」（globalization）為「世界不同地域之間社會關係的強化，致使相距遙遠的不同地域發生的事件，進而對彼此造成影響」（the intensification of worldwide social relations which link distant localities in such a way that local happenings are shaped by events occurring many miles away and vice versa.）。夏威夷大學教授Manfred B. Steger在2023年的著作《導讀全球化》（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以廣義角度將全球化分為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生態等多個面向，以有別於一般狹義角度的經濟全球化。
不可諱言，全球化是推進近代史的關鍵因素。雖然不同地域之間的往來交流一直存在，但是真正大規模的全球化肇始於歐洲大航海時代，尤其是歐洲人發現並開始移民美洲大陸之後。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在1972年發表經典著作《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為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提出新的理論視角。
「哥倫布大交換」涵蓋層面廣
所謂「哥倫布大交換」涵蓋層面包括人員、動植物、武器、思想、文化、甚至疫病。舉例來說，美洲的馬鈴薯傳入歐洲，成為歐洲人的主食，並導致歐洲的人口大幅成長。歐洲的疾病如天花傳入美洲，造成許多沒有免疫力的美洲原住民大量死亡，間接促成歐洲人對美洲的征服。生態地理學家戴蒙（Jared M. Diamond）在1997年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生動描繪西班牙人如何利用歐洲在工業文明的優勢，消滅美洲大陸的阿茲特克帝國與印加帝國，進而建立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殖民帝國。
對東亞而言，雖然歐洲人早在十六世紀即開啟與東亞的貿易，但全球化對東亞的真正衝擊要等到十九世紀。1840年的鴉片戰爭迫使大清帝國對外開放門戶，1845年法國軍艦侵入濟州島附近海域，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培理（Matthew C. Perry）的東印度艦隊入侵江戶灣（黑船事件），迫使日本德川幕府終止鎖國政策。上述事件也改變了中國、日本、韓國與台灣的歷史，德川幕府在1868年終結，取而代之是主張開國的明治帝制政府，開國後的日本在1874年派兵攻打台灣南部的原住民部落（牡丹社事件），1875年以軍艦砲擊江華島，迫使朝鮮王朝開放門戶，大清帝國末代皇帝宣統在1912年退位，取而代之的是民國共和體制。
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主導建立「布列敦森林體制」（The Bretton Woods System），開啟全球化的另一個新階段。「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以多個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建立全球貿易規則，降低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國際貨幣基金」（IMF）建立以美元為主體的全球貨幣交易體系，「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建立全球發展貸款融通機制，在此一體制下，全球貨品與資本大量流通，進而推進戰後的經濟快速成長。這個階段的所謂全球化集中在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冷戰造成的東西兩大集團（bloc）對立的現象持續存在。
1991年蘇聯解體，後冷戰時期到來，共產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列車，西方資本大量湧入中國，Made in China的廉價商品銷往全世界，造成全球性的低通膨（disinflation）、高成長時期，也加速西方國家製造業的大量外移，埋下社會兩極化的種子。2018年4月川普政府宣布對500億美元中國商品課徵25%關稅，中國隨即宣布對545項美國進口商品課徵25%關稅，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
2018 年10 月，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將福建晉華集成電路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對晉華進行技術輸出，美中角力延伸至科技層面。2020年爆發全球新冠病毒疫情，跨國人員往來大幅縮減，使得全球化是否發生反轉的議題受到更多的關注。
針對上述現象，學界人士有不同解讀。《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期刊在2021年9月發行特刊，主題是「去全球化：自由國際秩序的未來｣（Deglobalization?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探討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以自由秩序為基礎的國際體系，正受到中國崛起與各種去全球化力量的挑戰。
《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在2023年2月刊出創投公司執行長Hemant Taneja與專欄作家Fareed Zakaria的專文Geopolitics Are Changing. Venture Capital Must, Too，文中提出過去三十年的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正在面對「系統性挑戰」（systemic challenges），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地緣政治秩序與「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進程。不管解釋觀點如何不同，共通的特質都是認知到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已產生質變。
「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並非新鮮物事
以歷史角度來看，所謂「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並不是新的現象，經濟學者Kevin H. O’Rourke與Jeffery G. Williamson 在1999年的著作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以19世紀歐洲與美國的經貿資料為基礎，提出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不同時期交錯的觀點：1492至1820年為「反全球化重商主義時期」（anti-global mercantilist restriction），1820至1913年為「第一次全球化世紀」（the first global century），1913年至1950年為「全球化倒退時期」（the anti-global retreat），自1950年以後則是「第二次全球化世紀」（the second global century）。然而，即使在二戰之後的全球化世紀，反全球化運動從未停歇，最具代表性的1999年西雅圖WTO部長會議期間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抗議，以及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
在實證層面上，全球化的現況為何？紐約大學商學院與DHL每年定期合作發布《全球連結報告》（Global Connectedness Report），報告中公布「全球連結指數」（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主要涵蓋四大面向：人員（people）、貿易（trade）、資本（capital）、資訊（information）。2024年最新報告指出，「全球連結指數」自2000年起穩定上升，至2022年達到頂峰（25%），2023年和2024年幾乎維持相同水準。
在個別指數上，「全球資訊連結指數」最高（大約40%），「全球資本連結指數」次之（大約30%），再來是「全球貿易連結指數」（大約22%），最低的是「全球人員連結指數」（大約4%）。而在歷史趨勢上，拜網際網路之賜，全球資訊連結指數自2000年起快速上升，資本連結指數與貿易連結指數則是緩步上升，人員連結指數則大致維持不變。也就是說，全球化的大趨勢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並沒有太大變化，唯一的主要改變，是通訊科技造成資訊的快速及巨量流通，跨國資本流動變得更加簡捷，也使得以往難以想像的跨國服務貿易變成可能（例如數位影音產品）。然而，貨品貿易本質上受到距離與國界的限制，而人員的跨國就業流動更是困難重重。
由以上論述可知，全球化的腳步與不同地域之間的相互連結從來沒有停止，只是其形貌與節奏不斷轉變。關於全球化的辯論，紀登斯曾強調，重點不在於全球化的「現況」（reality），而在於全球化的「後果」（consequences）。因此，與其將焦點置於全球化是否「反轉」甚至「幾乎已死」的命題，不如回歸對全球化議題的終極關懷：正視全球化如何對不同群體造成影響，並尋求改善受到負面衝擊的弱勢群體的境遇，也就是在推進全球化進程的同時，輔以配套政策措施處理全球化帶來的外部性（externality）問題，降低對弱勢群體的衝擊，而不是一味追求毫無限制的無國界障礙全球化。
作者為台灣智庫研究員
全文轉自台灣智庫思想坦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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