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宏吉／台灣智庫研究員
許成鋼認為中共最終將使中共體制步向蘇聯解體的後塵
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資深研究員許成鋼教授今年11月發表新書《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臺大出版中心出版）。許教授在書中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基因」（institutional genes）來自蘇聯的共產專制與中國的帝制傳統，形成具備中國特色的區域管理式極權主義制度。許教授認為中共的制度基因最終將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中共體制步向蘇聯解體的後塵。
「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y）雖然在政治學與社會學已建立相當的理論基礎，但是在經濟學領域卻是在近二十年才獲得較多的關注。「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源自Ronald Coase（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出的「財產權」（property rights）、「外部性」（externalities）與「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理論，再由Douglas North（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以發揚光大。
Douglas North在1990年的著作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將「制度」定義為「制約與形塑人類互動的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包括政治面與法律面的正式（formal）規則，以及價值面與文化面的非正式（informal）規則。Elinor Ostrom（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此基礎上，建立IAD架構（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用來分析作為遊戲規則的制度如何影響個人行為、進而形塑集體選擇。
制度對國家層次經濟的影響已有深入的專書
然而，上述理論著重在制度對個人行為與選擇的影響，至於制度對國家層次經濟發展的影響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Daron Acemoglu與James A. Robinson（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得主）在2012年合著的《國家為何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書中指出制度作為一種「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是決定國家發展的最關鍵因素，其中重視權力制衡與機會均等的「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提供投資與創新的誘因，進而促進長期經濟發展。相反的，權力集中在少數菁英階層手中的「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縱容統治階級維護其既得利益，壓制熊彼得式的創造性破壞（Schumpeterian creative destruction），以遂行其毫無節制的尋租行為（rent seeking），造成投資與創新的誘因不足，進而導制國家的失敗。
Daron Acemoglu與James A. Robinson在2019年合著的《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進一步分析導致國家成功或失敗的結構性因素，作者以巨量實證資料建立理論模型並進行動態模擬，推導結果顯示：只有當國家可以提供法治與公共服務等公共財，同時受到公民社會的約束時，才能馴服國家這個巨靈（Shackled Leviathan），使國家與社會力量齊頭並進，步上「自由的窄廊」，進而獲得持久繁榮與均衡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力量遠大於社會力量的中國是「專制巨靈」（Despotic Leviathan）的代表，社會力量遠大於國家力量的原始部落則是「巨靈失靈」（Absent Leviathan）的代表，註定無法為人民帶來恒久福祉。
有人為中國塗脂抹粉創造「北京共識」的謊言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除了吸引東西方資本家爭相投入資金以獲取暴利之外，也吸引經濟學界不少追逐時尚的學者青睞，這些學者開始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別出心裁的理論解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學者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以有別於學者John Williamson於1989年提出的「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相對於強調財產權、私有化、民營企業、資本自由流動的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重視的是創新、永續性、平等、自決。這當然是自欺欺人的說辭，在共產專制下如何能有平等與自決，在言論與資訊高度管制的環境下，更無法提供創新所需要的自由創意思考的土壤。
除了北京共識之外，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共更利用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影響力，大肆宣傳所謂的「中國特色發展模式」（The China Model），背後的核心人物就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2008─2012年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Justin Yifu Lin）。林氏運用共產黨最擅長的話術，將共產專制制度巧妙包裝為發展、分權（decentralization）、市場化（marketization）、結構轉變（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等名詞，形成所謂的「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實際上就是為中共的蘇聯式黨國經濟模式建立對外宣傳的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中共更利用全球學術界仰慕中國發展模式的學者，大肆推動探討中國經濟為何會成功的研究，學術界甚至自我設限，視「制度」為中國經濟與發展研究的禁忌領域，將研究重心由「制度」轉為「治理」（governance），主張中共體制的最大優點，在於政策的一致性與政府的高效能，因此在治理層面上，較西方民主體制更有助於經濟發展與創新發明。例如學者Huang & Sharif （2015）主張中國的龐大國內市場與權力集中制，有助於其搭上全球化的順風，成為全球科技的領導者與創新火車頭。更有學者提出所謂中國特色的「才能治理政治體制」（political meritocracy）或者「儒家式才能治理體制」（Confucian meritocracy），以與西方式民主互別苗頭。
中共的謊言經不起檢證
然而，中共的謊言經不起事實的檢驗，即使以中共對外宣傳的治理層面來看，世界銀行每年編製「世界治理指標」（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涵蓋政府可課責性（voice & accountability）、政治穩定（political stability）、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法規品質（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貪污防治（control of corruption）等六項指標，2023年的WGI顯示：中國僅在政府效能排名前段班（領先百分比73.58%），在法治（52.83%）與貪污防治（54.25%）維持中段班，在政府可課責性（7.35%）、政治穩定（25.12%）與法規品質（38.68%）均在後段班，在所有指標均大幅落後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
而在更根本的制度層面上，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2024年2月公布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 2023），中國被歸類為專制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s），民主程度排名全球148位，僅領先北韓、伊朗、葉門、阿富汗等國家。而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2024年全球自由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24），中國在「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被評比為最低的第七級，在「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被評比為第二低的第六級，並已多年被歸類為「不自由國家」（non-free countries）。相形之下，台灣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評比均是最高的第一級，更連續多年蟬聯「自由國家」（free countries）。
而在親共媒體大肆吹捧的經濟改革開放，根據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最新公布的2024年全球經濟自由指數（2024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包括財產權及商業、勞動、貨幣、貿易、投資、金融各個領域的經濟自由），在174個國家中國排名第151位，台灣則是全球第四，僅次於新加坡、瑞士與愛爾蘭。由此可見，所謂中國特色發展模式帶來的只是帳面上的經濟成長與外來投資，而非個人與企業的經濟自由。在缺乏民主、政治權利、公民自由、經濟自由之下，個人如何會有誘因創新？企業如何會有誘因投資？經濟又如何能持續性成長？
中國經濟步入困境已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經濟逐漸步入困境已是不爭的事實。《華爾街日報》2024年3月1日發表專文，指出中國經濟面臨八大問題：房市低迷、消費者信心下降、通貨緊縮、債台高築、勞動力短缺、外資出走、西方國家貿易制裁、經濟成長趨緩等八大問題，對於上述八大問題，今年七月閉幕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只是照本宣科通過所謂「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議」，除了提出高質量發展、供給面結構性改革、新質生產力等空洞口號之外，幾乎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對策，制度基因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制約效果已逐漸顯現。
中共的制度基因將如何制約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最終會將中國帶往何方？這些問題都有待時間來回答。面對明年一月上任的川普政府較第一任更加嚴厲的貿易制裁與科技圍堵，中國經濟勢必將陷入更深的泥沼，日益高漲的民怨將進一步衝擊中國的社會結構，進而大幅削弱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對於川普總統而言，除了要正視中共一黨專政體制對自由民主的威脅之外，可能也必須及早因應中共在極端困境下的可能極端作為。
作者是台灣智庫研究員
全文轉自台灣智庫思想坦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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