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龍／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
印太地區重回世界舞台上的台灣進入一個關鍵時代，這個關鍵性涵蓋了地緣政治與國際經濟兩個面向，而台灣問題已經國際化，從過去的兩岸關係轉變為印太整體戰略下的一環。當我們擘劃台灣未來發展藍圖，必須將世界格局變化納入戰略思維。隨美、中全面對抗牽動世界局勢，國際上對台灣的定位逐漸從過去的模糊戰略轉向清晰，台灣應該順勢而為，爭取國家最大利益，而新南向政策，就是一個具體的行動。
南向政策始於李登輝前總統的一九九○年代，蔡英文總統則在二○一六年提出新南向政策，然而台灣的產業結構與競爭力，在兩次南向政策的時空環境下有所不同。一九九○年代的台灣產業創新力並不特別受世界矚目，受的是傳統雁行理論的指導，必須因應廣場協議後台幣大幅升值的推力，與開發中國家要素價格均等化的拉力；二○一六年時的台灣產業則已歷長足發展，不但國內製造業已經逐步服務業化，國際市場需要台灣輸出的高附加價值產品，也朝向跨技術整合的系統產品邁進。
但就在這短短的幾年之間，世界局勢又變了。二○一八年後美、日主導的印太戰略架構開始形成，除與中國在關鍵科技上採取「小院高牆」的堅壁清野策略外，在供應鏈管理與數位科技應用上，也採取乾淨網路的橫切式策略，確保美國的非傳統安全利益。
台灣智庫曾經在二○一四年提出城市為主體，促進次區域經濟整合以推動新南向政策，當時側重於地緣政治的角度，今則在國際經濟的新需求趨勢下，提出數位優勢奠基的新南向二．○戰略。其特徵為跨領域的系統產品，不但運用矩陣創新方式達成，且數位科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加上資訊安全，將成為台灣區隔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重要利基，讓台灣產業加速服務化與國際化。
此外，若能掌握契機，數位新南向戰略亦能對國內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帶動質變。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曾提出技術拆解重組的創新理論，若將這種動態協作用生態學來比喻，就像一個好的棲息地，能夠讓各物種在其中共存，共生，並持續相互演化。因此新南向的數位契機，不但是國際市場腹地的擴大，更帶動多元在地需求的刺激，因此能夠創造一個新的棲息地，讓台灣北中南三個科學園區所輻射擴散的產業聚落，找到更大的國際舞台，長期練兵與優化轉型。
然而，這種以生態學形容的產業棲息地理論，其居民（Inhabitant）不會僅限於台灣業者，更包括印太市場的當地產業，因此有助於台灣深化印太地區的多邊與雙邊關係，建立「包容性」的人本主義價值。這樣的戰略思維，建立在台灣企業的「凝聚力」與當地國之間的「認同」（identity）。因此，我認為台灣新南向政策的成功關鍵，是以「包容性」為基礎的經濟合作，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加深、加廣當地市場的胃納量，以利長遠帶動國內業者的國際化發展。
這樣的戰略，自然不會是容易之事，並與以往傳統雁行理論，建立銷往歐美市場的同質性來料加工生產基地，大異其趣。印太諸國的社會結構與利益所在不同，數位新南向戰略，未來必須在考量各國的異質性下，在「智慧製造」、「智慧交通」、「智慧醫療」以及「智慧城市」等領域中，尋找既有關鍵共通，亦可客製化加值的數位應用商業模式，且同時與當地產業「共創」與「共好」，才能可長可久。相信這不會是單純的貿易推廣政策所能畢盡全功，必須要在旗艦型的關鍵個案合作上，單點突破，實踐落地投資，打開局面，才能夠形塑與延伸台灣產業的國際產業棲息地，並包容性的嘉惠國內與在地的傳統產業。
原文轉載自自由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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