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璽安／台灣智庫研究員
Meta停止與第三方事實查證機構合作
Meta執行長兼創辦人祖克伯在上週二宣布將停止與第三方事實查核機構合作，改為效法 X（原推特 Twitter）的社群備註（Community Notes）。這項宣布讓美國保守派以及部分網友拍手叫好，這些網友中，有的對臉書的言論審查感到厭煩，有的質疑第三方事實查證機構的可信度；另一方面，Meta 的叫停查證機制也讓傳播學者與與國際事實查核圈擔憂假訊息將更加泛濫。
雖然 Meta的新制將從美國開始，但遲早會燒到包含台灣在內的亞洲事實查核界，到底這件事對我們的資訊生態有何影響？
Meta與第三方事實查證機構──打假還是分擔砲火？
Meta與第三方事實查證機構的合作起源於2016年，當時美國大選方落幕，社群媒體上有關選舉的假訊息泛濫，以Meta為首的科技龍頭被咎責（2018年被揭露的劍橋分析事件也顯示，社群媒體上的訊息確實經過操弄，影響美國大選與歐洲政治），Meta被迫擔起社會責任，故與 IFCN（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國際事實查核聯盟）合作，委託經過 IFCN認證的第三方查證機構審查平台上的假訊息，將查證不實的訊息「貼黑標」並附上查核結果。
應注意的是，第三方查證機構的審查結果不會直接影響訊息的去留，查證機構沒有權力刪除用戶的貼文，真正會下架貼文的是 Meta的社群準則機制。祖克伯日前的聲明中提到，過多的審查與誤刪影響了言論自由，其宣布的第一項措施是「停止事實查核員」，卻未說明Meta的社群準則到底是如何運作、由誰審查、由誰負責。社群準則的審查與執行完全獨立於查證機構，卻不透明，也因此有常有網友將社群準則審查與查證機構混為一談，並將無故消失的貼文怪罪於查證機構，成為查證機構的非戰之罪。
根據 Meta在2022年公布的資料，全球與之合作的第三方查證機構超過80個，涵蓋60種語言，這些第三方查證機構均經過 IFCN 認證。IFCN的認證原則之一是組織透明度，因此查證機構的成員的姓名、經歷須公開受讀者檢視，以示負責，但這樣的透明度也為組織與記者個人帶來讀者甚至政府的騷擾或迫害；但同一時間，Meta對其社群準則審查機制沒有相應的公正透明，更不用說神祕的演算法讓猖獗的詐騙廣告比查證機構的查證結果更容易推送到大家面前。
事實查核的侷限──公正客觀是可能存在的嗎？
Meta終止與第三方查證機構的合作，其理由固然不充分，但第三方查證機構和社群準則確實不足以應付社群上的假訊息，不只因為 Meta本身的機制與透明措施有待改進，也因為事實查核本身的侷限。
事實查核的主要任務是驗證訊息，提供閱聽眾證據與完整資訊，自與 Meta合作以來，IFCN與各國查核組織已在新冠疫情、烏俄戰事等國際事件中證明其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尤其因應新冠疫情假訊息而促成的「新冠病毒事實聯盟」（CoronaVirusFacts Alliance），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獲選巴黎和平論壇（Paris Peace Forum）全球十大解決方案。
然而，真相往往是複雜的，事實查核的求真與打假之路時常力有未逮。有些訊息是有明確是非答案的，如人、事、時、地、物、有沒有修圖、影片有沒有被竄改等等；有些雖然主流科學界有定論，仍需與科學與時俱進，如風險評估、藥物安全性等等；有些則是科學界的待解之謎，另外還有些牽涉到更複雜的文化與社會脈絡。
嚴謹的學者往往也是懷疑論者，一個好的查核工作者也是。到底何謂真實？記者或查核工作者是否足夠公正客觀？公正客觀是可能存在的嗎？記者或查核工作者能不受自身信仰與價值觀的影響嗎？這些問題是許多查核工作者自問自省的日常，也是社會大眾對新聞媒體與查核組織的質問。傳播理論已告訴我們，新聞媒體再現的真實受限於社會文化、本身的組織結構、隱形的偏見等多重因素構築的框架，事實查核工作者即使再嚴謹，也難逃這些因素的影響，頂多只能接近「真相」，真相似乎也成為難以抵達的「理型世界」。這種先天的限制，讓查證機構常被批評搞錯重點、打擦邊球。
以群眾共筆的打假措施──賦權還是卸責？
Meta宣布效法 X 採取的社群備註，在此先不討論 X 是如何在易主後一步步成為假訊息大本營，只討論社群備註的運作機制，這項機制允許用戶為貼文提供補充資訊，包括用戶查證的結果或補充資料。理論上，社群備註是一種開放式協同作業，每個人都可以貢獻一己之力，讀者也能獲得更多元的資訊；但實務上，不是每則備註都會被公開，還是會經過某個機制的篩選。
X 透過演算法評估備註是否有用，決定該備註是否會公開，評估是否有用的標準之一是該備註是否獲得不同政治立場用戶的共識，而評估政治立場的方式則是根據用戶過往對其它備註的評價。社群備註試圖達到超黨派、跨立場的共識，X 聲稱這不是多數決，但是，100名陰謀論者的意見是否同等於100名科學家的觀點呢？
科技大老闆們透過社群平台賺得腰纏萬貫，因而被期待負起更多社會責任，他們被期待在維護言論自由的同時也要有效控管平台上廣為流傳的不實訊息。群眾對 Meta既有查證機制的不滿，一部分是不滿於其演算法、社群準則審查與第三構查證機構握有的權力，另一部分則反映了日趨兩極化的社會與新自由主義的浪潮。
採取群眾協作的查證機制，可以說是一種賦權，但群眾協作的查證機制要有效運作，需要夠多有資訊判讀能力的熱心公民，如果Meta跟X沒有提供足夠多的資源來推廣媒體素養教育，即是企業責任的轉移與推托。
用戶不只是受眾，也握有把關資訊的權力與責任
當我們將視線從查證機構身上轉到閱聽眾，我們每個人都需自問，我們對查證機構的期待是什麼？又我們將視線從社群平台移開，看向整體社會，我們對資訊生態的期待是什麼？
台灣的事實查核生態圈是由查證機構與群眾協作的查證平台互補、合作，除了台灣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等與 Meta合作的第三方查證機構，還有由公民工程師發起的「Cofacts 真的假的」專案，該專案即是以群眾協作的方式驗證訊息，類似維基共筆的形式，協助其它用戶查證可疑訊息，雖然偶爾會有用戶以內容農場或相對不可信的網站當作證據，但整體來說，仍讓受假訊息困擾的閱聽眾們有了更多評估真偽的依據。
這些查證機構與群眾協作平台以 LINE作為管道，讓台灣大部分的民眾能夠在收到可疑訊息的第一時間求證。但無論查證機構還是群眾協作，都跟不上源源不絕的假訊息，因此無論是採用何種機制，都需同步搭配媒體素養與資訊判讀教育。因此台灣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Cofacts真的假的，以及以街頭行動一對一與民眾接觸的「假新聞清潔劑」等單位，長期透過工作坊、講座等方式來推廣媒體素養教育，為的就是給閱聽眾魚竿，教他們釣魚，而非依賴其它單位提供的魚。
無論科技老闆的查證機制如何運作，身為現代社會的數位公民，每個人都需要意識到，科技擴大了三人成虎、道聽塗說的傷害，我們不只需要查證來自親朋好友、網路名人、新聞媒體的每一則訊息，更要審慎對待自己發表或分享的資訊，無論是在公開版面或私人群組。訊息的查證與把關不該是特定組織或機構的權力，也是每個人的責任與義務。
作者為台灣智庫研究員
全文轉自台灣智庫思想坦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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