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宏吉／台灣智庫研究員
今年是二次大戰開打85週年與諾曼第登陸80週年，世界各地均有不少紀念活動，並有不少關於二戰的專書出版。國內出版界也在此風潮下，出版數本二戰專書譯著，其中《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已引起不少討論（參考張國城〈二戰史給臺灣社會的啟示──《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簡介〉）。作者以帝國主義為主軸的大歷史觀點，深入剖析二戰的起因與影響，可說是近年來少見的二戰史學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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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島之戰始終是美日各方研究焦點
筆者在本文討論的，是另一本二戰著作《銀翼狂潮：美國如何在中途島贏得太平洋戰爭》（The Silver Waterfall: A Novel of the Battle of Midway），作者Kevin Miller是美國海軍退役飛行員，以歷史小說的方式重現這場戰役的重大轉折。作者將主線集中在三個德裔美國人：道格拉斯無畏式俯衝轟炸機（SBD Dauntless dive bomber）的設計工程師海尼曼（Ed Heinnemann）、飛行員克萊斯（Jack Norman “Dusty” Kleiss）、中太平洋戰區指揮官尼米茲上將（Chester W. Nimitz）。作者認為中途島的勝利絕非僥倖，而是美國長期致力科技創新的結果。
無獨有偶，日本作家百田尚樹2006年出版的小說《永遠的零》（永遠の0），也是以歷史小說的形式，透過主人公零式戰機飛行員宮部久藏的視角，來看太平洋海戰，其中包括中途島海戰。百田尚樹認為日本參謀本部軍事幕僚的無能、現場指揮官的膽怯、以及日本在軍事科技的嚴重落後，是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作者悲歎中途島之役「命運的五分鐘」，也就是當日本航母將時間耗在將攻擊機的魚雷更換為炸彈、又將炸彈更換為魚雷的同時，美國俯衝轟炸機隊突然出現在日本航母上方、並投下炸彈的關鍵時刻。作者認為如果當時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南雲忠一在發現美國航母時，果敢下令攻擊機立刻出擊，也許戰役的走向會有所不同。
中途島戰役的獨特之處，在於這是一場以弱擊強的戰役。美國在二戰期間雖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動員與工業生產實力，但是在1942年6月4日中途島戰役爆發之時，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仍是處於弱勢地位。當時美軍能動員的航空母艦只有企業號（Enterprise）、大黃蜂號（Hornet）與約克鎮號（Yorktown），其中約克鎮號在一個月前的珊瑚海會戰（Battle of the Coral Sea）遭受重創，僅是在勉強修復後倉皇參戰。相較之下，日軍動員的航母高達八艘，其中加賀號、赤城號、蒼龍號、飛龍號四艘航母擔任主攻，兩艘航母擔任阿留申群島的側攻任務（AL作戰），兩艘航母擔任主力艦隊的支援與掩護任務。另外，曾參加珊瑚海會戰的瑞鶴號在吳港休養，事後證明這是個重大誤算。
日本在中途島的失敗同時涵攝戰略與戰術層面
英國軍事史家李德哈特（B.H. Liddell Hart）認為，日本海軍在中途島的失敗，包括戰略與戰術層次的因素。在戰略層次上，既然設定是以消滅美國航母戰力為目標，卻又過度執著在對中途島的攻擊，同時分散兵力攻擊毫無戰略價值的阿留申群島。在戰術層次上，過度輕忽搜索偵察的重要性，導致未能及早發現美國航母，同時過度執著在既定時間攻占既定目標，導致四艘航母的攻擊機同時出擊，未能保留一定的作戰彈性。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情報戰的相對劣勢，導致其攻擊行動均在美軍的全盤掌握之中，例如日軍在電文中使用的代碼AF，即被美軍識破為代表中途島。
在上述戰略及戰術層次之外，筆者認為美軍的勝利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基層軍士官與士兵的養成訓練。美軍自二戰以來的傳統，著重基層軍士官與士兵的領導統御與臨機應變能力的訓練，也就是培養基層人員不只是被動接收命令的「客體」（patient），同時更是積極採取對策的「主體」（agent）。因此美軍的基礎訓練目的，並非在生產大量同質性的士兵，而是在培育可以獨當一面、必要時足以單兵作戰的戰士。不論戰爭規劃者的計畫如何完美，只要戰爭一開打，雙方即陷入越戰時期美國國防部長麥克馬拉（Robert MaNamara）所稱的「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此時戰場上基層軍士官與士兵的臨場應變，就顯得格外重要。一個水兵或是一個飛行員的自主行動，都可能會改變戰役的走向。
二戰史家、艾森豪將軍指名傳記作家Steve Ambrose認為，美國軍人與德國軍人最大的差異，在於信念與主體性。美軍上自指揮官、下自士兵均來自獨立自主的公民，服役時為國家而戰，退役後回歸民主社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德軍或許在戰技上優於美軍，但是在希特勒與德軍高階將領看來，充其量只是服從命令的客體、隨時可以犠牲的砲灰，即使在危急狀況下，也不被允許臨機應變，因此只能等著被俘或被消滅。筆者認為這樣的分析也適用在號稱「天皇的軍隊」的日軍。
Steve Ambrose在著作《公民軍人》（Citizen Soldiers）之中有下面一段文字，筆者在此引述：
「最關鍵的是，美國的公民軍人知道善惡對錯的區別，他們並不想要活在一個邪惡橫行的世界，因此他們戰鬥並取得勝利。我們所有人，不管是現在活著的或是未來將出生的，都必須對此深懷感謝。」（“At the core, the American citizen soldiers kne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nd they didn't want to live in a world in which wrong prevailed. So they fought, and won, and we all of us, living and yet to be born, must be forever profoundly grateful.”）
萬一兩岸發生戰爭，海戰、空戰與島嶼作戰勢必無可避免，因此對台灣而言，中途島戰役不管在戰略或戰術上，依然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當然對解放軍而言亦是如此。兩岸在軍事上的差異，絕對不只是武器裝備在質與量的差異，同時更是雙方軍人在信念與主體性的差異。
因此台灣的國防改革重心，不只是在引進美國的武器裝備與系統整合，更在於引進美軍重視基層軍士官與士兵獨立作戰與危機應變的訓練方式，也就是以培養具備信念與自主性的公民軍人為目標。這樣的公民軍人不管在戰爭或承平時期，不管在軍中的階級高低，都是國家社會的重要資產。而公民軍人的養成，不只是國防部的責任，台灣社會整體都有責任，尤其應建立對基層軍士官與士兵的尊重，第一步或許可以從訂定台灣版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開始。
作者為台灣智庫研究員
全文轉自台灣智庫思想坦克論壇